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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從維熙文集》未收入的從維熙致康濯函

來源:中華讀書報 | 宮立  2019年11月20日08:22

河南文藝出版社2018年2月出版了14卷的《從維熙文集》,但收錄的從維熙的書信不多,第14卷《文學織夢》有從維熙給賈大山、張賢亮、陳染的書信3通。華夏天禧·墨箋樓2017年4月23至30日舉辦的“康濯、涂光群等名家舊藏書信文獻專場”,有從維熙給康濯的書信1通,不見于《從維熙文集》,節錄如下:

康濯同志:

您好!

《芙蓉》叢刊來我家時,曾托他給您帶去一封信。并帶去孫犁同志給我短篇選集寫的序,這些想您已經收到了。昨天,作協文學講習所第五期開學(我被指定為輔導員)會上,“中青”出版社王維玲同志告訴我,我的中篇集決定五月發排,因此要我馬上給您寫信,把《序》寫來。

這個中篇集共收入四個中篇,《大墻下的紅玉蘭》《第十個彈孔》《杜鵑聲聲》和《泥濘》。《大墻下的紅玉蘭》發表后共收到八百多封讀者來信,比較一致地贊揚了這篇東西。《中國文學》已譯成英法兩種文字(全文)發行歐洲。目前,南斯拉夫譯者左拉娜同志,已譯成塞爾維亞文,即將在南斯拉夫出版。日本中國文學研究專家池上貞子女士,最近給我來信,正準備譯成日文。這是《大墻下的紅玉蘭》發表后的一個概況。供您寫序時參考。

《第十個彈孔》發表后,《河北日報》《沈陽日報》亦全文轉載。西安電影制片廠拍攝的彩色故事片,“八一”可以與觀眾見面。

《杜鵑聲聲》發表于《新苑》。第四個中篇《泥濘》即將在《花城》第五期(今年五月)刊發。我已經給《花城》去了信,要他們把校樣給您寄去一份。如尚未等到,估計已經等不及了……《花城》來信,對小說拍手叫好,林墉同志停了個人畫展,為我趕畫了二十幅插圖。這,大概就是這個中篇小說的全部內容了。約廿四、五萬字的樣子。“中青”是當今年重點出版物來抓的。康濯同志您見信后,望能在百忙之中,在月底前把序寫來。我抄一份給《北京文藝》或《十月》先發一下。(書至少要到年底才能出)

……

等著您的來信。

您的序先在《北京文藝》發一下,不知您是否同意,望指示。

問勉思同志好!祝您

身體健康!

維熙四月十四日上午匆匆

《大墻下的紅玉蘭》,刊于《收獲》1979年第2期,《中國文學》(英、法文版)1980年第4期譯載,獲1977—1980年全國優秀中篇小說評論二等獎。《第十個彈孔》,刊于《十月》1979年第1期,《河北日報》1979年12月17日至1980年1月20日轉載。《杜鵑聲聲》,刊于《新苑》1979年第2期。《泥濘》,刊于《花城》1980年第5期。此外,從維熙與梁劍華合作的電影文學劇本《大墻下的紅玉蘭》,刊于《電影新作》1979年第6期。從維熙與艾水合作的電影文學劇本《第十個彈孔》,刊于《花城》1979年第3期,由西安電影制片廠拍攝成彩色故事片,獲1980年文化部頒發的優秀故事片獎。

中國青年出版社1980年12月出版了從維熙的《從維熙中篇小說集》,內含《大墻下的紅玉蘭》《第十個彈孔》《杜鵑聲聲》《泥濘》4部中篇小說,書前有康濯的《從維熙中篇小說集序》。康濯在《從維熙中篇小說集序》文末注明“一九八零四月三十日于長沙”,由此可知從維熙給康濯的信寫于1980年4月14日上午。

康濯的《從維熙中篇小說集序》,刊于《北京文藝》1980年第8期。在康濯看來,這四部中篇小說“盡管讀者對這四部中篇的反應各不相同,但總的都是受到歡迎之作”,“從維熙現實主義的白玉蘭和浪漫主義的紅玉蘭,是會開得更多、更美、更艷麗的”。康濯還就讀者對《大墻下的紅玉蘭》的“異議”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以《大墻下的紅玉蘭》為例,有的讀者以為作品結尾頗嫌倉促,這可能不無道理,但作為藝術偏愛,完全允許作者保持不變。有的讀者以為作品中葛翎在那一景況下竟去摘取玉蘭花,并終于獻出生命,此種情節對于公安干部葛翎來說則顯然不合理,而帶有盲目冒險的性質這一看法盡管合乎推理,我卻認為礙難同意。因為在葛翎當時的景況下,堅定不移和千方百計地要悼念周總理,就不能不帶有冒險性質,但卻同盲目毫不相干,反倒恰恰是高度自覺的表現。葛翎終于獻身而去,他鮮紅的熱血染透了自自的玉蘭花。……這一鮮明的、具體的而又賦有象征性的形象,是多么強烈、引人,使我們永記不忘!而正是在這里,不又透露了作者從生活出發刻意創新的、亳不顯得矯揉造作的、革命浪漫主義的精神和手法么!”

關于從維熙與康濯的交游,從維熙在《一月的悲愴—文祭師友康濯》一文中有詳細的回憶,其中提到,“1953年時,我還是個年僅20歲的文學青年。新年伊始,我突然接到康濯同志一封來信,他信中說看到我發表在《天津日報》文藝周刊上的小說《七月雨》,想邀我去談談。至今還依稀記得,我讀這封來信時的誠惶誠恐的心情,這不是寫過名篇《我的兩家房東》的康濯同志的手跡嗎?一個聲名遐邇的作家、何以召見一個無名小卒?……我崇敬他,不僅僅是他的作品,更重要的是在他心窩藏有對年輕文學苗苗的厚愛。我和劉紹棠,是經他推薦參加中國作協的。他對青年人的作品絕少挑剔,而是助其火焰的燃燒。在50年代文學星空中,文翁為數不少;但能主動充當伯樂并引兒馬蛋子馳騁文壇者,康濯同志是少數功績斐然中的一個。”

另外,關于《大墻下的紅玉蘭》《第十個彈孔》《杜鵑聲聲》和《泥濘》這四部中篇小說,從維熙在1981年7月23日給木令耆(劉年玲)的信中坦言,“我的中篇小說,如《大墻下的紅玉蘭》、《泥濘》、《第十個彈孔〉、《杜鵑聲聲》,以及最近在《收獲》上發表的中篇《遺落海灘上的腳印》和即將在《芙蓉》和《東方》上發表的中篇小遠去的白帆》、《菊》等,都是悲劇性題材,而且小說內容都寫了嚴酷的歷史生活真實(都是勞改隊中的各種人物),但字里行充滿了希冀和追求,就像您讀《泥濘》的開篇中作者自白詩那樣:‘把苦酒—潑在我們的身后;把甘露—灑在我們的前頭’”。關于《大墻下的紅玉蘭》,從維熙在1979年6月給孫犁的信中提到,“小說發表之后,收到了許多同志來信,比較一致地贊譽了這篇東西,這給了我莫大的鼓勵和支持。荒煤同志讀完小說后,立刻打電話給‘北影’;‘北影’同志馬上給我往‘北影’(當時我在‘西影’改劇本)打來長途電話,表示愿意從小說直接分鏡頭拍攝《大墻下的紅玉蘭》。使我深受感動的是,許多讀了小說的同志,為葛翎這個人物默然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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