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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惠芬的變與不變

來源:中國青年作家報 | 鄭軍  2019年11月20日09:11

孫惠芬,遼寧莊河人,曾當過農民、工人、雜志社編輯。國家一級作家。中國作協全委會委員,遼寧省作家協會副主席。出版《孫惠芬文集》七卷本、長篇小說《歇馬山莊》、《上塘書》、《吉寬的馬車》、《秉德女人》、《生死十日談》、《后上塘書》、《尋找張展》七部。曾獲第三屆魯迅文學獎、人民文學優秀長篇小說年獎等。

長篇小說是文學中的重量級文體,最能體現一個作家的整體水準。從2000年《歇馬山莊》橫空出世,到2004年《上塘書》、2007年《吉寬的馬車》、2010年《秉德女人》、2013年《生死十日談》和《后上塘書》,以及2017年的《尋找張展》,孫惠芬以平均每隔3年出一部的速度,構建了自己長篇小說系列的“天龍七部”。這7部長篇,人物迥異,故事異彩紛呈,結構各有巧思,卻有著辯識度極高的共同標簽——孫惠芬獨有的鄉土。

尋找鄉土

同樣是黑土地上的女性鄉土作家,孫惠芬令人聯想起蕭紅。都來自東北,都把書寫定格在深沉的東北鄉村,卻又都無意于描摩波瀾壯闊的時代圖景,而是將畫面鎖定在一個特定的時空,竭力展現瞬間的生死場。故事被抽離,細節和情緒,是小說中永遠的主角,又不同于蕭紅的任性、悲涼。

孫惠芬善于通過線性和扇形相交織的方式呈現鄉村數十年的變遷,其筆觸幾乎囊括了由鄉土生發出來的所有主題。她始終鐘情于自己的鄉土,同時質疑并忍受著鄉土對自己的撕扯。她姿態低沉,介入現實的勇氣堅韌強烈;她又常常懷有莫名的惆悵,不知如何才能更好地安頓自己的鄉土。這使得她的每一部創作都比上一部變得更加復雜和意義深刻。

青堆子,位于大連莊河的這個百年來廟宇林立、舟來楫往的海港小鎮,便是孫惠芬的鄉土源頭。

然而孫惠芬的鄉土,從來不僅僅是青堆子,也不限于她后來長住的濱城大連,更不分農村還是城市,她的鄉土,關聯了她的創作生命和情感地理,廣袤而不固定,深刻而不具象,只能用黑土地來稱呼。

在她早期很多作品里,鄉土,是用來背離和出走的。就像當年17歲的孫惠芬輟了學在家,每天在地里干完活,夜里在寂靜的茅草屋寫日記,寫在孤獨與壓抑中對外面世界的渴望和向往……

黑土地的遼南鄉村,與沈從文筆下的湘西不同,少了些苦中作樂的自得;與黃土地上的鄉村亦不同,少了些對神秘力量的信奉。遼南的鄉村因為地處沿海,很早就與外面世界有貿易往來,往外奔,似乎是祖輩們心中唯一的宗教。

孫惠芬看到,一代又一代人的鄉土宿命,不但是黑土地的宿命,也是人類共同的宿命,因為在精神上,人類永遠有困境。總是無數次地回來,又無數次地出發。由最初的為貧窮出走,到后來的為精神出走,其實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在《吉寬的馬車》、歇馬山莊系列、上塘書系列中,她著意書寫了這種進步。

已寫了30年的孫惠芬從未厭倦。當鄉土題材遇冷、文學紅利消退,這個真正的麥田守望者并沒有因文學市場的變化而改變創作方向。她把筆更深地扎進泥土,愈發厚重沉實敏銳——她意識到,離開鄉村、抵達城市后的未知命運,更值得關注。于是繼1990年代其《歇馬山莊》系列成為評論界現象級的研究課題之后,她近年來的《上塘書》《吉寬的馬車》《后上塘書》《生死十日談》等作品都在鄉土創作上再度深耕。

甚至在新題材小說《尋找張展》中,也沒有忘記讓張展在回老家尋根的過程中替父“回歸”,觸碰到父親生前從鄉村到城市到仕途不為人知的無奈,看到鄉村老屋中父親生前親手打制的家具、親書的“展翅”二字和與之對應的小麻雀……堪稱神來之筆的這一片“鄉土”,讓原本形象模糊生硬且已在法航失事中尸骨無存的父親,瞬間還原了生命的溫度。

還鄉,從《生死十日談》開始,在《后上塘書》真正得以實現。

2009年春,朋友領一個礦老板來見孫惠芬。這礦老板,就是《后上塘書》主人公原型,確切說,是雛型。

朋友指著那人對孫惠芬說:“你看看他,死了老婆就活不起了,都混到企業家了,還這個熊樣!咱有什么說什么,這老哥在外面早就有相好了,老婆死了等于給她讓位,可他還不理人家相好的了,動不動就去老婆墳地,一坐就是半天!你是作家,開導開導他……”

孫惠芬知道,開導根本沒用。但那天中午,看著那人那張汗津津的臉,她的汗也淌了出來。因為她發現自己“認識”他,不但認識,還知道他叫劉立功,曾是歇馬山莊村長,他當年一夜之間辭掉職務,進城發展,是發現當小學教師的老婆徐蘭跟人私通,賭一口氣;她還知道他出身卑微,為改變后代基因,挖空心思追到大戶人家女子,卻像一只螞蟻追到一粒蠶豆,不知該怎么辦……

于是有了《后上塘書》。

孫惠芬寫“出走與還鄉”,是她自己也在經歷精神的“出走與還鄉”——如果說之前伴隨其寫作的是一路的離家“出走”,向往遠方,深受城市文明吸引,卻在一次又一次的碰撞中不得不回到傳統的鄉村和土地,那么到了《后上塘書》,她才真正開始“還鄉”。既以書寫的方式讓自己的靈魂遙望遠方,也以書寫的方式探尋與鄉村、土地、農民的深層關系。

人們看到,作為“老牌”且正當盛年的鄉土作家,在洶涌而至的巨大社會變革面前,孫惠芬不僅更深地融入她的黑土地,并且有了更非凡的能力,來解構、引領她的鄉土。

尋找母親

熟悉孫惠芬的人都知道,她并不凌厲,也不伶俐。但在人群中,那個高挑、白皙、小長方臉、留著過耳直發、氣質沉靜低斂的女子,你就是一眼能看到她。

幾年前,孫惠芬為剛去世的母親寫下一篇回憶文章,讀者無不動容。

孫惠芬坦言自己深受母親的影響:“我在很小的時候,就從母親那里學會了默默觀察和度量身邊人事的本領,也就是說,我在身體上跟母親走著一條狹窄的只在院子里往來的道路的同時,心里頭卻走著一條漫長又寬廣、通往別人心靈的道路。”

孫惠芬的筆墨大部分給了母親,廣義上的母親。她說:“我喜歡寫女人。或更擅長描摹女人。觀察她們、體察她們可以說是我無法逃脫的宿命。”

孫惠芬以女性作家特有的細膩綿密的筆觸,展示了處于變革中的鄉村女性的心靈世界。以一個鄉村女兒的質樸情懷體會并書寫著鄉村女性內心的渴望、追求與傷痛。像《保姆》里的翁慧珠、《歇馬山莊》里的小青、《歇馬山莊的兩個女人》里的李平、《傷痛故土》里的月萍等。

長篇小說《秉德女人》堪稱代表。

《秉德女人》一開篇,便直接將女主人公王乃容置于悲慘的境地中。王乃容本來出生于19世紀末遼南小鎮一個優渥且開明的書香家庭,尚未出嫁的她在丹麥傳教士兒子的感召下見識到了世界地圖,夢想著有朝一日去揚帆遠航,卻意外地被匪胡子秉德擄走,原本一手難得的人生好牌,就此被突來的命運黑手徹底打爛,似乎僅剩下“遭遇 ”:遭遇與幾個男人的情感糾葛,遭遇親人的生離死別,遭遇貧困的淫威逼迫,遭遇憧憬的迷茫破滅……一樁樁撕裂身心的苦難猶如無邊的黑暗。

盡管如此,孫惠芬卻并不允許《秉德女人》成為一部徹底黯然悲觀的作品。

“秉德女人”依靠本能向上的生命力,在黑暗的縫隙中倔強地活著,并奮力尋找光亮和溫暖。她在生命困頓處表現出的隱忍與堅持,使獨立的生命意識和人性力度最大限度地舒展。當她被打家劫舍的匪胡子秉德搶走,一生的動蕩浮沉讓她嘗盡人情冷暖。然而秉德女人始終恪守著對生活的信念,安逸時不欺貧弱,困頓時不顯落魄。她的物質困境稍有改善,就隔三差五把高粱稀米粥分散給比自己更窘迫的羅鍋嫂子家和屯西的二嬸家;在周莊大地主周成官充滿惡意的刁難面前,她剛柔并濟地去對抗,一次又一次掙脫他精心設置的“牢籠”;土改運動席卷到周莊時,周成官被活埋,秉德女人聽到消息后并沒有感到報仇雪恨的釋然,而是條件反射地感嘆:這活埋的可是一條人命啊!當周家淪為家破人亡的潦倒境地時,她放下昔日恩怨,不顧家人的強烈反對,不顧周莊其他人的猜忌,毅然到周家幫忙料理后事……遭遇了寒霜冰雪的百般摧殘,在她身上,依然保持著人性斑斕的色澤。孫惠芬讓秉德女人在苦難的摧折中升華,昭示人性中的美好與堅韌。

關注女性的現實生活和內心世界,揭示人性的困頓,挖掘苦難下的多維人性,努力探尋人性的深度,尤其是溫度。

這其實是作家本身秉持的一種態度。

孫惠芬談到自己時曾說:“我喜歡逛服裝店,卻從不買應季服裝,我的跨季節購物浪費了太多的錢……我后來想,自己這么做,僅僅是想通過跨季服裝的色彩區別,去感受再艱難的日子也總會過去。”

這樣的孫惠芬,無時無刻不在關注、觀察、追尋女性的生存密碼,尋找黑土地女性的命運出口。

尋找張展

2017年,多年以鄉土、女性為寫作對象的孫惠芬,突然推出一部全新題材的長篇小說《尋找張展》。這讓很多人大跌眼鏡,認為是孫惠芬的轉型之作。《尋找張展》產生了廣泛影響力并引發熱議。

其實,這已經不是孫惠芬第一次“放大招”了。不按牌理出牌,不斷推陳出新,不斷進行多元化的嘗試,貫穿了孫惠芬30多年的文學實踐,近年來尤為活躍。也正因如此,她的作品始終保持了她特立獨行的“這一個”面孔。

一是心情大于故事。孫惠芬在創作談《讓小說在心情里瘋長》中強調了她對“心情”的看重。她說自己的創作常常“跟心情有關,跟故事無關”。這可以理解為她更重視人物內心世界的勾勒,而并不拘泥于故事庸常的“5個W”,也并不刻意追求情節的跌宕起伏。

“心情即故事”,與亦舒的“性格即命運”不謀而合。孫惠芬認為,盡管人的喜怒哀樂感受大體上是相近的,但著落到每個具體的人身上卻有著微妙的不同。正是這些微妙的不同預示并決定著不同的故事、不同的結局。“瞬間就是歷史,因為正是這瞬間改變了人物和事物的命運。”孫惠芬自謙說自己“講不好故事”,其實,恰恰因為她筆下的人物內心異常豐滿細膩,清晰到纖毫畢見,“前戲”做得足,所以自帶讓人信服的力量。

二是文體的“浪漫自由”。很多讀者都有個共同感覺——孫惠芬的小說常常不像個小說應該有的樣子。小說“散文化”是她早期作品就有的風格,近年來益發獨成一幟。從鄉村走出、自學成才的孫惠芬保持了自己“出身草莽”的特色,即便成為文學大家,她的文字依然不拘泥于文體的束縛,而是像一個始終自由奔跑著的鄉村小姑娘,時而草地,時而山岡,時而樹叢,隨性自然,文體隨內容自由切換。

《街與道的宗教》是孫惠芬的一部散文體自傳小說,有時也被稱為“長篇散文”,足見它介于小說和散文之間的品格。這部“涉及了一些聳動視聽的宏大主題:故鄉、土地、家庭、生死”的作品,卻是由前門、后門、前街、院子、糞場等一個個最平常的鄉村生活場景組成,由“我”用最平靜的口吻娓娓道來。

而長篇小說《上塘書》在文壇引起的爭議,也在于它的章節設置——孫惠芬干脆以“上塘的地理”、“上塘的政治”、“上塘的交通”、“上塘的通訊”、“上塘的教育”、“上塘的歷史”等等為標題,也算是“任性”得非常徹底。可是認真品讀之后不難發現,這反而很貼切很高明,與韓少功的《馬橋詞典》有異曲同工之妙,因為這些標題除了字面釋義之外,還隱喻了發生在人心人際深處的地理、政治、交通、歷史。

三是視角的求新多變。孫惠芬的小說首先是非常好看,從來不是那種叫好不叫座、只供評論專家大咖們剖析展讀的“館藏孤本”。她筆下的文字就有那么自然而然吸睛不放的力量。

在寫《后上塘書》時,孫惠芬的變化更加大膽,她借用了非現實主義的亡靈敘事。小說一開始就讓劉杰夫的妻子徐蘭突然死去,徐蘭的亡靈離開軀體,卻以一雙現實主義的隱形眼睛去觀察她所熟悉的人物在她死去這樁事件上的表演。這就為小說提供了一種特別的、全知全能的敘事角度。

《尋找張展》則是以朋友母親的視角講述了一個青年尋找遭遇空難的父親的人生經歷的故事。小說以尋找張展為線索,觸及到了兩代人甚至是幾代人之間的情感關系,揭示了權力與物質對人性的異化,而尋找張展的過程,也是人性回歸的過程。

上部“尋找”中,作者在他人的視角下埋下了很多疑問:張展究竟是一個怎樣的孩子?家人親戚眼里的他,叛逆、濫情、不學無術到無可救藥,可朋友、同事看到的卻是他善良、溫情、通情達理的另一面。他和父親決裂了,可后來卻做了個以“父親”為主題的畫展,還在父親的眼睛里畫滿了小草和小魚。而下部借助“張展”的自述,作者道出了所有問題的答案。

小說在上部講述了大致的尋找梗概,下部穿插了多篇書信,這就使作品具有兩種觀察和寫作視角,得以互相補充、拓展。文學評論界對這部作品給予很高的評價,認為這部小說是孫惠芬創作上的分水嶺。

2019年8月,《尋找張展》從每年浩如煙海的4萬部長篇小說中脫穎而出,入圍第十屆茅盾文學獎10部提名作品。孫惠芬成為這屆茅盾獎提名入圍的唯一女性作家。

對作家而言,《尋找張展》與其說是一次題材和寫法上的突破,毋寧說是孫惠芬在文學道路上不斷尋求改變、尋找創新的又一次追求與嘗試。孫惠芬由此開始走出家族、鄉土的敘事結構,進而走向了更寬闊和深入的寫作空間。

這樣的孫惠芬,變與不變,都令人肅然起敬。1980年,18歲的孫惠芬考進青堆子鎮制鏡廠當制鏡工人。也許從那時起,透過鏡子看人看己看世界,就成為她不同于常人的視角。只是當年的小姑娘沒想到,打磨并擦亮這面“鏡子”,會成為自己持之一生的榮耀與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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