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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沈建中:我為前輩學者攝影的因緣

來源:文匯報 | 沈建中  2019年11月20日08:20

本文作者為楊絳和趙樸初拍攝的肖像

還是前年早春,讀了戴燕的《陟彼景山》,隨即又讀了葛兆光的《余音》,有一種“群像”的感動。不禁聯想到手頭選編的舊作“20世紀中國文化名家肖像”攝影專題,當初限于能力把采訪人物限定為1920年前出生的老前輩,是不得已而為之,假如能有一個安定的拍攝環境,那么現在編入集子的就不止300位前輩了。

《余音》紀念前賢的年代跨度較大,由晚清民國的楊文會、沈曾植寫到當代的章培恒和朱維錚等,16位前賢中的周一良、龐樸,我曾有緣攝影;《陟彼景山》談及的張政烺等先生,我也都曾為其攝影。由此,這兩部書在我讀來更為親切,好像敦促我把舊作盡快選編成書。緩慢的勞作,頗有“往日崎嶇還記否”之感,引發我回想起昔年為文壇學界前輩攝影之因緣。

說起最初立志拍攝“文化名家肖像”的起因,一定要提到《讀書》,可以說正是因為閱讀該刊催生了我的這個設想。

常年閱讀《讀書》,就好像看各路“英雄”紛紛登臺亮相,閱讀過程等于不斷“拜見”老中青三代文化學者,不斷了解其專長、成就和思想。該刊作者研究專業和撰文內容取向的交替變化,成了我選擇“文化名家肖像”作為攝影專題的直接催化劑,我決心在業余時間尋訪文壇學林耆宿,全力以赴投入拍攝。施蟄存老人最先得知我的這個志向后,給予了肯定、鼓勵和幫助,可也甚為擔心以我的個人能力能否順利完成這項工作。

差不多同時,《讀書》刊出了葛兆光的《鉆他故紙,驢年去!》《茶禪閑語》《茶禪續語》,禪意詩趣間充溢智慧和性情,從容雅致,一清如水。最使我難忘的是他的《吾儕所學關天意——讀〈吳宓與陳寅恪〉》,“在書齋孤燈下,在考論文章中,我們便只見到兩個孤獨的學者的背影”,并隨附照片“青年時代的吳宓與陳寅恪”,文末“我便在這字里行間讀到了三個沉重的大字‘殉道者’”。我觀讀良久,體會到一種史識與深思相融合的畫面感,大感振奮,立刻打電話給該刊的編輯吳彬,請她幫忙介紹“為清華大學葛兆光老教授拍攝肖像”。她聽后哈哈大笑:你不是專拍古稀老人嗎,葛兆光才四十出頭呀。

《讀書》樸素小巧,每月一冊,在我寂寞的拍攝旅途中常伴長隨。葛兆光的文章對我來說就像加油站,有次讀到他的《運化細推知有味》,“一個真正的學者是把對職業的態度提升為一種對生命的精神來看待的”,甚有“勵志”作用。我生正逢時,在20世紀末期能為杰出的耄耋之年的專家學者拍攝肖像,如此機遇絕無僅有,應當珍惜。

1992年,《讀書》刊登了吳方的文章《斜陽系纜——漫談歷史中的俞平伯》。沒多久,我在杭州為姜亮夫、沈文倬攝影,回程前與程德培一起訪書,他確是“薦書高手”,迅疾從書架上抽出吳方“如礦出金”般結集的《世紀風鈴》。吳方說書中人物并非“黃鐘大呂”一類,即如簷間的鐵馬或曰風鈴,風一吹便發出聲音,雖然有些寂寞,也是可聽的。張中行的“序”論更妙:“識見深,所述多是分量重的,而且有斷有論;寫得活,常常是鷹隼盤空之際來一些蜻蜓點水。”這本書我很是受用,讓我能憑借形象的想象來體會吳方筆下的人物。

兩年后我冒寒北上,碰巧德培也在那里出差,臨走那天中午晤聚后我要去辦事,沒法隨他去小街探望病中的吳方,便相約晚上在機場碰頭。晚上登機入座后,德培少有的情緒低落,許久才開口:下午去看吳方,他很淡定,可看他病成這樣,我心情極差,頭疼得厲害。我聞之黯然,彼此沉默不語。德培1980年代主持《文學角》雜志,與吳方交游殷勤,有次我們一起到杭州參加文學評論會議,他以欽佩的語氣告訴我,才華橫溢的吳方由研究現當代文學到研究晚清民國文化,正進一步潛心撰寫《中國文化史圖鑒》。

1995年初夏,我在北京張政烺寓所采訪,想不到張老對攝影興趣濃厚,把我領進書庫,給我看他的相機。一見鋁合金箱子我就羨慕不已,這是頂級的尼康F5。他說這是為編《中國歷史圖集》,他孩子從香港買來給他的。當時我就想到吳方那部大書,同樣都是采錄文物考古圖像史料,概述上自史前下至明清的文化,只是在規模上有明顯區別。張老的經歷一波三折,“我傾注全力,想編成這部物質文化史,可惜由于種種原因,斷斷續續,雖降格以求,也終須放棄。不能以此對學術界做一份貢獻,是此生一大遺憾”。吳方的《中國文化史圖鑒》雖印行,可耗盡心血,我們北京返滬不足一月,便傳來他離世的噩耗。每每想到兩位先生的大業之曲折,感傷不已。

我由《讀書》而認識了吳方這位擅長“文化人素描”的圣手,他的文章重體驗、有趣味,他的厚道樸實、哲思才情和精妙筆法,都讓我受益良多。在他的影響下,我亦越來越考究攝影技巧,力求蘊藉悠然歲月感之影調,乃至我的攝影方向和目的、從內容到形式上的理想追求,也相對地更為清晰了。

隨著拍攝的深入,我覺得自己沿著閱覽《讀書》一路走來,幸運地形成了自己的攝影目標——把視角定位于采訪前輩文人學者,親炙前輩之道德精神,誠如:“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常有同好問我采訪秘訣,我總是愉快地回答:經常和采訪對象談談《讀書》。記得在采訪途中,每次只要提到《讀書》,總會收獲親切與信任,至今倍感溫馨。有次在成都,我輾轉找到袁珂寓所采訪,老人專長于對歷代神話的研究,平日深居簡出,寡言少語,但當我談及在《讀書》上看到其作品《〈九歌〉十神說質疑》,他立即喜笑顏開,盡情暢談。他特別喜歡此刊,每期必讀。如今回想,之所以能順利地完成這項攝影任務,緣于曾主持《讀書》的范用先生和吳彬女士的指導與幫助,還有與該刊關系密切的多位老先生的關懷助力,真有說不盡的感激。

我的新書之所以擬書名為“創造者”,也是因為曾在《讀書》上看到葛兆光感慨:“為什么那個十年會造就這么多學者,而這十年的輝煌又在我心里漸漸成了一個疑問,這疑問用一句話來說就是:‘現在還能再現那種學術的輝煌嗎?’”因此,當我在選編這本書時,忍不住仿效自問:“這個世紀還會有這么多‘創造者’嗎?”我相信應該會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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