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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望子短篇《容易記》:空虛的引誘

來源:《收獲》 | 韓松剛  2019年11月20日08:57

小說是生活之書。對生活的可能性的探討,是羅望子小說的藝術底色。其新近發表的短篇小說《容易記》(《收獲》2019年第6期),是這一藝術追求的延續。

“容易”,意味著發生某種變化的可能性大。《容易記》就是對這一變化著的大的可能性的關注和發現。小說講述的是一位沒什么前途的人文學院副教授和他的女學生之間的情感故事,這樣的故事即便放在現實中也不新鮮,甚至于已經司空見慣。

我想,羅望子一定不僅僅滿足于給我們講述這樣一個已然有些枯燥、俗套的故事,而高明的讀者同樣不滿足于當下小說中流布的假做的悲傷和高調的說教,他們要傾聽的是陷入自我的兩難困境和空虛的命運中的內心的真實召喚。

勞倫斯說,“男人與女人之間的關系永遠都是變化的,而且永遠是探索人類新生命的中心線索。”(勞倫斯《道德與小說》)這一關系的變化,是情感的變遷,是道德的更迭,也是社會的寫照。就像小說中喬布施和女學生之間的關系,是老師和學生之間的關系、是戀人之間的關系、是玩笑和被玩笑之間的關系,而在這些簡單又復雜的關系中,我們得以窺探兩者之間那種隱秘的情感心理,事實上,他們都未能從彼此身上獲得精神上的愉悅和享受,相反,卻深深地承受著一種負載著壓力和負擔的“純粹”關系。

比如,作者在小說中寫道:“天天經過那些櫻花樹,閉上眼睛,他都能準確判斷哪棵樹幾個杈,哪個樹垂垂老矣,哪棵樹去年開得最盛,哪棵樹上掉落的蟲子最多。現在,和妻子散步,他竟然不敢面對這些樹了:好像他們會審視他,調侃他,在他背后,發出嘲諷的笑聲。這么一想,他不禁加快了步伐。”這是羅望子小說的驚人之處,它于不經意間給萬物以德,當喬布施還在累贅的習慣中沉浸在自己都看不懂的這場戲時,一種絕妙而蓄意的反諷已經在事物身上著落。

因此,這種看似全情投入的純粹關系,事實上,一點都不純粹,它甚至于只不過是他的女學生們之間打賭的一個“小插曲”。如此可笑,如此可疑,也如此荒誕。抑或者,是過于純粹,純粹到了只剩肉體的交合。仿佛只有回到本能,愛才是安全的,關系才是穩固的。但現實是,脫離了情感的依托,肉體也終究會失去它的統治力,“沒意思,他突然興趣全無,翻身下來,蜷在一旁,窒息了的魚一般。”

安東尼·吉登斯在《現代性與自我認同》一書中說:“與他人建立一種真實關系,可以為道德支持提供一個重要來源,這同樣是因為這種關系與基本信任之間有著一種潛在的相關性。但是,由于純粹關系被切斷了與外部道德標準之聯系,故當這種關系要為關鍵時刻以及人生重大轉折時刻提供安全感時,這種安全感來源是比較脆弱的。”這種脆弱性,決定了一切致力于可怕和徒勞的不斷加碼都是盲目而無效的,它最后的底線無疑是“愛情”的死亡,和更加虛空的生命體驗的來臨。在這個意義上,“容易”就是脆弱,就是更深的幽暗。

《容易記》寫的是這個時代庸俗的情感景觀,而其矛頭直指人文學院的知識分子,更是隱藏了作者一種引而不發的價值傾向。但在我看來,《容易記》的最大意義,是對一種生活的豐富、復雜和可能的再思考,以及對一種情感景觀之上的精神失敗的悲觀默認。小說中一個個“異化”的人物,也可能是現實中的一個個“分裂”的自我,那些鏡像之中的齷齪和卑微,就如同反射之中的“可憐”的我們融化成了自己的幽靈。

生活的可能性,源于情感的不確定性。情感的盲目容易招致災難,但是,更多的時候,危險本身也是誘惑的構成部分,就像疼痛和空虛總是緊緊抱在一起。比如小說中關于喬布施的一段情感書寫:“想到他們從此分道揚鑣,他的心就隱隱的刺痛。這痛感是那么真切,似乎他們已經分手了,這最后的一次,只是讓他們的分手更體面,更和諧。他時時刻刻期盼著這痛感的突如其來,仿佛在期待著一個不速之客。盡管真切,他還是想體驗到那切實的痛感,好像要在心坎上劃破一道口子,看到鮮血淋漓,痛感才能瞬息轉化為快感。這樣的快感應該是窒息的,充滿空虛的滿足和滿足之后的空虛。”

疼痛是真的,滿足是真的,空虛也是真的,然而,這一切的真實情感,又有一種奇怪的、不安的非真實感,猶如“生物的腐爛”,猶如一場拙劣而虛偽的表演。“當自我身份認同與個體之具體表現兩者分離得更為徹底、更不需要具體場景的時候,更加嚴重的錯位便有可能隨之而來。此時,人們會感到他是在持續不斷地表演著,而不是合理地遵循著幾乎所有日常慣例。”(安東尼·吉登斯《現代性與自我認同》)在小說中,喬布施就處在這種嚴重的錯位之中,他在空虛的迷失中繼續扮演著一個小丑的角色,并以一種愚蠢的面向和自我的欣喜踏入新的虛空之中,分裂正在加劇,并不可避免。

但一切又都是容易的。愛與不愛是容易的、痛與不痛是容易的、記憶與遺忘是容易的,它們之間起承轉合、翻來覆去、易如反掌,“他繼續沉浸在疼痛帶來的快感里。連座椅也跟著他一起戰栗、搖擺。他只得用右手拇指和食指掐著左手的虎口,死勁掐著。然后換手,掐右手的虎口。他要用一種痛來驅趕和替代另一種痛:的確有所緩解,心跳漸漸平穩,快感也漸漸消失。他的快感總是依附于痛感,一損俱損,無法挽留,卻讓他牽掛、懷念。”但最容易的是什么呢?是時間。“時間的欺騙性帶來的是時間的可塑性,體現在歷史大事記中,就是那些死者的名字也不那么重要了,這個名字與那個名字之間,同樣可以互換,就像互換記載災難事件一樣。”在時間的“歷史”中,一切的容易,就像一切的草率一樣,你說不清這到底是生活的毀滅,還是靈魂的蒙難。

弗洛伊德認為,負罪感在文明的發展過程中具有決定性作用,在他看來,文明的進步和負罪感的增強有關。但在中國文化強大的實用理性和樂感理念中,所謂的羞恥就像“狼心狗肺”一樣可以四處挪動。《容易記》的結尾印證了我的判斷,它不會也不能解決當代人的情感問題。它只會搗亂,讓你手足無措,甚至于讓你絕望交加。勞倫斯說,“所有的感情都以在一個人與另一個人,另一個動物或者另一件事情之間建立一種充滿生氣的純粹關系為宗旨。包括愛與恨、暴怒與柔情在內的所有感情,都應該調整好有著某種關系的兩個人之間那架搖晃不定的天平。如果小說家為了愛情、柔情、甜美、安寧而把拇指伸進秤盤,那他就做了一件不道德的事。”(勞倫斯《道德與小說》)

在這個什么都變得“容易”的時代,空虛不請自來,《容易記》只是這空虛之上的一個小小的切片。但小說的意義,就在于它包含了對生命和世界更深刻的理解,包括空虛,包括一切的無奈和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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