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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培源小說集《神童與錄音機》:世界如何穿過針眼

來源:文藝報 | 陳培浩  2019年11月20日08:38

短篇小說天然地疏離于整全的世界觀,李敬澤說:“短篇小說在這個時代的可能性存在于一種更根本的意識:它的確與我們的生活格格不入,它是喧鬧中的一個意外的沉默,它的繼續存在僅僅系于這樣一種希望:在人群中——少數的、小眾的讀者中,依然存在一個信念:那就是,世界能夠穿過針眼,在微小尺度內,在全神貫注的一刻,我們仍然能夠領悟和把握某種整全。”(《短篇小說,或格格不入》)這個說法與本雅明的論述存在呼應:“現代人不能從事無法減縮裁截的工作”,“事實上,現代人甚至把講故事也成功地裁剪微縮了。‘短篇小說’的發展就是我們的明證。”我曾說過,現代主義無論“魔幻”“荒誕”還是“輕逸”,都是某種程度的裁截微縮,都是通過敘述的變幻來靠近現代之核。湯湯水水的生活僅是一張嚴絲合縫的生活之皮,要撕下這張皮,取出其中的血肉,有時要動用X光機——把世界抽象成一張黑白膠片;有時要動用寓言——把世界制作成一個微縮模型,反而更容易靠近于真。在我看來,林培源新近出版的短篇小說集《神童與錄音機》就掌握了這種獨特的短篇小說思維。

《神童與錄音機》收錄了林培源具有鮮明魔幻性的9篇短篇小說,包括《郵差》《白鴉》《燒夢》《消失的父親》《誕生》《秘密》《神童與錄音機》《蜂巢》《金蟬》。就寫作個性而言,林培源是一個嚴謹扎實多于奔放開合的作家,他的作品對于生活細節具有超乎其年齡的敘事耐心,事實上他也確實有一系列以敘事耐心取勝并富于小鎮生活氣息的作品,已結集為《小鎮生活指南》。小說集《神童與錄音機》則顯示了他的另一副敘事面孔,正是在這部小說中,林培源以魔幻、象征、亡靈視角等方式探索了短篇小說的可能性,顯示了他在寫實之外與現代主義更有親緣性的敘事才華。

同題作品《神童與錄音機》便是一部隱含象征化思維的作品。某種意義上,這篇作品包含了一種關于語言與人關系的隱喻性。小說中,劉恪夫妻的兒子從小接受父母的背誦訓練,從屢屢獲獎的背誦天才變成不能言說的語言白癡(請注意,近年這類比賽在中國當代社會生活中的重要位置),劉恪的兒子像一塊因使用不當而被燒壞的語言主板。事實上,劉恪兒子的語言短路像是以自毀的方式抗議劉恪夫妻的“錄音機式教育”。因此,錄音機在小說中構成了一個有趣的象征性裝置。錄音機以某種技術能力,恪守著對輸入聲音的忠誠。劉恪夫妻顯然也秉持著錄音機式的教育觀,他們熱衷參與的背誦比賽所炫耀的也是一種以錄音機為目標的能力。在兒子得病后,劉恪守著一批展示兒子過人背誦能力的錄音帶聊以自慰,并企圖以此激活兒子的語言能力。小說中,現實的錄音機構成了對象征的“錄音機”的解構和反諷。小說最后,劉恪并未反思自身的“錄音機倫理”,而是繼續寄望于通過對記錄兒子驕傲戰績的錄音帶的數字化轉錄來永久維持一種虛幻的寄托。但作者以魔幻的方式取消了劉恪這種幻想——劉恪送到音像店的錄音帶不過是一批空白磁帶。我們可以把《神童與錄音機》視為教育小說,但小說中“錄音機”的象征性反諷已經使它的指涉超越了現實教育的領域,而指向了對更普遍精神現實的反思。這篇小說促使我們去思考:在“錄音機”語言和“錄音機”倫理正在毀滅“神童”乃至于“普通人”的背景下,人將何為?

《白鴉》是具有某種魔幻性的作品,這部作品神秘而精致。小說中,父親在黃山上感受到死亡強烈的誘惑,卻又在一只突然降臨的白鴉身上感受到生的召喚。父親生還,并帶回了這只白鴉,將其作為一種不死鳥供奉起來。不幸的是,由于禽流感的流行,鄰居帶著檢疫員上門要求父親將所養的鳥捕殺。為了掩護白鴉過關,父親忍著悲痛親手結束養鳥的生命。可是“明察秋毫”的鄰居依舊追索白鴉的下落。父親以單薄的身軀抵擋眾人憤怒的潮水,最后白鴉在他身后,利箭一般射向遠方。“白光照亮了晦暗的房間,也灼傷了所有人的眼。在白光飛逝的地方,我的父親站成一樁鹽柱,他的瞳孔中,映出一只空鳥籠。”小說中,白鴉在父親的精神危機最嚴重的瞬間出現,成了父親對抗心靈黑暗物質的圖騰。小說還通過白鴉的命運呈現了精神性在世俗世界的失落,白鴉是父親精神世界的秘密,卻無法與其他人共享。母親和街坊都成為捕殺精神之鳥白鴉的力量。在此意義上,父親其實構成了魯迅筆下孤獨者的遙遠回聲。只是,魯迅的短篇小說并未訴諸“白鴉”這樣的精神意象。

《郵差》以一種特別的亡靈視角,以細膩入微的筆觸寫一位意外身亡的郵差瀕死的體驗及對自己被下葬過程的觀看。正是這種超乎現實的視角選取,使小說獲得了對非現實經驗的抓取能力,也寫出了郵差卑微的生命中涌動的深情。換言之,《郵差》的成功,也是某種藝術上“微縮裁截”的結果。

事實上,無需將9篇小說一一論述,并不妨礙我們得出這樣的結論:《神童與錄音機》的9篇作品,展示的正是9種將世界穿過針眼的方式。同樣的,我們的閱讀穿過這部小說集可能也有不下于9種方式。除上述從短篇小說的技藝角度外,還可以從文本進入作家精神內部的路徑。這個話題此處不擬展開,僅是拋磚引玉。在我看來,小說集《神童與錄音機》到處彌散著一種焦慮的氣息:《白鴉》焦慮于精神性該在俗世如何安置,《神童與錄音機》焦慮于一種靈性自我被作為大他者的“錄音機”所摧毀,《金蟬》焦慮于如何在一地雞毛的中年生活中“金蟬脫殼”,《消失的父親》則焦慮于一種可以將活生生的人輕易帶走的神秘力量。事實上,現代小說很可能正是一種精神焦慮的產物,作家通過對于焦慮之物的凝視、敘述和象征化,同時也對自我做出清理、描摹和新的建構,寫作于是成了作家對自我進行精神治療的過程。從另一個角度看,讓世界穿過針孔的技藝是皮,觸摸現代人真實焦慮和恐懼才是肉,皮肉相依的現代小說才能真正地“走心”——《神童與錄音機》所收錄的作品正是這樣的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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