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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我和兒童文學七十年

來源:中國文化報 | 金波  2019年10月30日09:07

《烏丟丟的奇遇》 金 波 著

中國70年的當代兒童文學伴我走過了少年、青年、中年和老年。更由于我在青年時代成為一名兒童文學作者,我比“局外人”對中國兒童文學多一些實踐,多一些思考,有較多的切身感受和感悟。

對70年的當代兒童文學,比較一致的看法是劃分了三個階段,即黃金時期、艱難的探索時期和又一個黃金時期。

我以一個讀者和兒童文學作者的雙重身份,感受到了第一個黃金時期黨和國家對兒童文學的重視,制定了1955年至1956年有關發展兒童文學的規劃,全國有190名作家參與了兒童文學的創作,每人每年都要為孩子寫一篇作品。我從少年時代就熟悉的作家,如葉圣陶、冰心等老作家都為孩子們貢獻了新作。在這一創作熱潮中,我熟悉了許多新的作家,也就是在這一時期,我開始了兒童文學的寫作,讓我感受到了兒童文學高貴的品質和尊嚴。那一時期的兒童文學重視教育作用,因此,革命傳統教育和兒童優秀品質的培養,成為兒童文學重要的題材和主題。對于我這個初涉兒童文學園地的青年來說,從一起步就意識到兒童文學的教育功能和自身的責任。那一時期,我的詩歌重點寫的是革命傳統教育題材,特別是經過作曲家譜曲,把詩變成了歌,廣泛傳唱,如《小紅花》《云》《勤儉是咱們的傳家寶》以及我的第一本詩集《回聲》,都有著鮮明的主題思想。

但是,也就是這一時期的1961年,茅盾先生指出兒童文學的“絕大部分可以用下列的五句話來概括:政治掛了帥,藝術脫了班,故事公式化,人物概念化,文字干巴巴”。

此后不久就進入了“艱難的探索時期”(1966-1976),這一長達10年的時間一共出版了1293種兒童圖書,只有少數作品還留在讀者的記憶中。“艱難的探索”也可以用在兒童文學的創作和出版中。兒童文學經過了10年的停滯、恢復和思考,擺在作家面前的是更多的反思和變革。到了“艱難的探索時期”結束以后,1978年秋季,在江西廬山召開了“全國兒童讀物座談會”。我參加這個會,聽到了老作家在困惑地提出“今后童話怎么寫”,在今天看來,這個不是問題的問題,顯示了作家當時的心有余悸和太多的顧慮。

也許是我太愛兒童文學了,即使在“艱難的探索時期”,我依舊沒有放棄創作。不能發表,我就自己寫,讀給我的孩子聽;即使他們不能理解,我仍然樂此不疲。我寫了《流螢》《天綠》,雖然到了1979年才在《詩刊》和《榕樹》上發表。這些小故事,其實也是一種艱難的探索,不能發表就自己寫,文學創作是個體自主的事情。自己永遠要做探索的人。

“艱難的探索時期”是一個歷史階段,有不斷認識、不斷思考的必要。歷史是不能割斷的。歷史會一直鐫刻在人民的記憶之中。創作兒童文學就是寫記憶,寫成長的記憶。記憶可以激發深刻的思考。所以說兒童文學就是寫童年的記憶和思考:快樂、純真、苦難、悲傷及其再認識。“艱難的探索”也是兒童文學的大題材、大主題。

結束了“艱難的探索時期”,開始了改革開放的新時期,兒童文學也進入了第二個黃金時期。如果說第一個“黃金時期”是一種機遇,第二個“黃金時期”就是一種覺醒。覺醒使我們明確了兒童文學是為了兒童的文學,明確了“童年的情形,便是將來的命運”(魯迅語)。這一時期,由于寫作環境的寬松,視野的開闊和借鑒的機會增多,使得中國兒童文學有了長足的進步,突破了一些諸如早戀、死亡的禁區。題材豐富了,技法多樣了,還由于兒童觀、教育觀的科學進步,使得中國的兒童文學進入了世界的范圍。特別是近些年,提倡全民閱讀,構建閱讀社會,兒童的閱讀量大幅度增加,促進了兒童文學的創作和出版,涌現了大量年輕的新作者,加速出版了各種圖書和引進版圖書。但是,在繁榮的背后,也有隱憂。針對快速的寫作和快速的出版,近幾年一直提倡“慢寫作”,改變出版的“低門檻”。不僅如此,中國兒童文學的進一步繁榮還需要擴大視野、深度思考和豐富的想象力,以及扎扎實實地深入生活,加強現實主義的寫作,加強內涵的豐富性,講好中國故事,塑造出經典的人物形象。

我選擇了兒童文學,這是具有生命力的選擇。我愿與大家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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