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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析與道德中國 ——郁達夫自敘傳小說新論

來源:80后文學研究與批評 | 曾攀  2019年06月23日09:22

郁達夫在《〈沉淪〉自序》中說:“第一篇《沉淪》是描寫著一個病的青年的心理,也可以說是青年憂郁病Hypochondair的解剖,里邊也帶敘著現代人的苦悶,——便是性的要求和靈肉的沖突——但是我的描寫是失敗了。”以往對郁達夫小說的研究,大多只注重其中所談到的“青年憂郁病”和“現代人的苦悶”,往往著眼的是文本中的性苦悶以及由此而引發的靈與肉的沖突。然而,應該關心的是“解剖”二字,也就是說,郁達夫通過“自敘傳小說”的形式,以怎樣的方式和視角,切入現代主體的身體內部,探視其精神格局。在此基礎上,探究其小說在特定歷史時間與情境中,以“自敘傳”的形式,對在寫實與虛構間游移的“我”所進行的直露而深刻的精神層面的“解剖/分析”。

對郁達夫的自敘傳小說而言,“夫子自道”式的憂郁癥與自由聯想,“零余者”碰壁后不斷回歸自身的內在審視,以及“幻夢”(包括白日夢與夜夢)所代表的性苦悶、性幻想和身體層面的焦慮,通過社會精神分析與個體精神解剖的文本介入,往往以直露大膽的內心獨白的方式,將自身隱蔽的情緒心理加以敘述。在此基礎上,本文將引入另一個維度——中國道德,這是一個曾經頻繁地被提及卻又無數次被遺忘的元素,正是自我“精神”的傾瀉式呈現,窺探到了身體層面的焦灼與苦楚,從而引發了道德層面的糾葛和拷問。可以說,郁小說直接觸及到的是當時青年知識分子精神—身體層面的苦悶和困惑,然而在其背后,當將這種精神上的創傷體驗和痛苦經歷與中國當時“青黃不接”的歷史境況相結合時,又會發現,如此這般“直露大膽”的背后,存在著的卻又是極為卑微的內在自懺以及沉重的“道德”稽查下的“匍匐的身體”,如是涵納著現代意味的個人情緒和社會歷史的“自敘傳文體”, 成為了民族國家意識蘇醒之際的重要表征,也構成了現代文學的中國想象和道德探索。從精神到身體到道德,本文所要探討的,是在“緊閉中嘶吼的現代身體”與“敞開卻緘默的中國道德”之間,郁達夫究竟為現代中國的身體倫理與國民道德,提出了怎樣的開創性命題。

一、一種社會精神分析學(Social Psychoanalysis)的發生

《沉淪》甫一面世,就在當時的中國引起了軒然大波。郭沫若在《論郁達夫》中說:“他的清新的筆調,在中國的枯槁的社會里面好像吹來了一股春風,立刻吹醒了當時的無數青年的心。他那大膽的自我暴露,對于深藏在千年萬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虛偽,完全是一種暴風雨式的閃擊,把一些假道學、假才子們震驚得至于狂怒了。為什么?就因為有這樣露骨的直率,使他們感受著作假的困難。” 緣何“清新”?因為真誠與真實,簡單直接,不遮不掩,故能如閃電般迅猛。其中所采取的方式,是庖丁解牛式的自“我”剖析,所揭示與敞開的,是彼時“中國”的精神、道德與“國民”身體。注意郭沫若的表述,郁達夫小說之“清風”,首先吹拂的是“中國的枯槁的社會”,發揮了潤澤社會倫理與世間風氣的效用;其次是“無數的青年的心”,關注的仍然是一個集合式的群體,同時是上升到社群與族群的概念;再次,郁達夫小說搗毀的是士大夫們之“類群”的虛偽,而且是以“千年萬年”的時間單位納入考量的范圍之中。因此,郁達夫小說所有意無意針對的,是立足于現代中國語境中的整一的、群體的以及具有長時間維度的潛在對象。值得注意的是,這一切似乎來得那么的不費吹灰之力,儼然以四兩之力而撥千斤,清風揚起處,摧枯拉朽。然而,其中的曲折如何,蘊蓄如何,啟示如何,頗值得玩味。

具有現代意義的“社會”精神探析,主要涉及的是宏觀的社會歷史、國家民族以及社群集體層面,代表著態度一致的宏觀旨向。對此產生自覺并形成剖解與分析的話語,從魏源說起大致問題不大。較早望眼世界的他,在談及如何抵御外侮時指出,不僅需要“師夷長技以制夷”,而且還應當注意“人心之積患”,如《海國圖志?原敘》所言:“人心之積患如之何?非水、非火、非刃、非金、非沿海之奸民、非吸煙販煙之莠民。故君子讀《云漢》、《車攻》,先于《常武》、《江漢》,而知《二雅》詩人之所發憤;玩卦爻內外消息,而知大《易》作者之所憂患。憤與憂,天道所以傾否而之泰也,人心所以遠寐而之覺也,人才所有革虛而之實也。”可見,在魏源看來,要“平人心之積患”,則必須激發人們的發憤意識,培養其憂患觀念,使天道相傾,使人心從沉睡已久的幻“夢”中覺“醒”,革除惡習,避虛務實,消泯“人心之積患”,以達到“去偽、去飾、去畏難、去養癰、去營窟、則人心之寐患祛。” 在具體的事功安排上,應該“以實事程實功,以實功程實事,艾三年而畜之,網臨淵而結之,毋馮河,毋畫餅,則人才之虛患祛”,不僅如此,還必須深入到“人心”的革治之中,“寐患去而天日昌,虛患去而風雷行。”[4] 這個過程被魏源視為“天朝上國”的迷思——對外在世界認知(包括世界地理、軍事技術等方面)的無視,以及由此而導致的國家社會精神/人心層面的短視和惰性,從而率先打破了中華帝國長期以來的“夢的稽查”(Censorship of dreams);然而,盡管魏源已經較早注意到了統一的與整體式的社會“人心”弊病,這種源自外部造成的驚覺,又不可避免地會產生輕視內部省察的危險,從而使得當時無法真正著眼于更深刻的社會政治和國民精神變革。而與此相對的,是在此之后回到內部的檢察與“自改革”的社會變革。盡管晚近以來的諸多有識之士對社會政治和國民精神的探析實踐已然蔚為風尚,但仍然呈現出某種褊隘的成分,這構成了其所代表的所謂“自改革”浪潮的危機,這種浪潮“發展到十九世紀最后二十年,已成行將決堤的態勢,尤其是在沿海諸省迅速泛濫。這造成了眾多論者一種錯覺,以為只要將真理灌輸給權力者,尤其是灌輸給朝綱獨斷的皇帝,催其醒悟,促其振奮,積弊便可掃蕩,乾坤便可扭轉。……戊戌八月政變,最終證明要求這個帝國‘自改革’,只是一個夢想。”“自改革”的失敗喻示著梁啟超所說的“維新舊夢已成煙”,而這個舊夢的破敗(并非完全終結)不僅帶來了深重的政治危機和民族危機,更代表著傳統中國之價值系統的衰弱乃至失效。

當二十世紀前后文學作為一股強勢的力量參與到這個進程中來的時候,立足于社會層面的“精神分析”開始發生了微妙的轉向,其中曲折,暫且放下,主要談談“新文學”的情況。郁達夫、魯迅、郭沫若等人,他們用文學的方式,將自“我”的呈現——一種立足于“群體/主體精神”的“寫實”,來實現既定的社會標的,在新文學所形成的言說方式和話語形態中,體現出了十分自覺的社會功能意識。可以說,郁達夫以小說集《沉淪》為代表的自敘傳小說,觸碰到了當時社會的“道德”底線,同時也考驗著社會情感和時人精神的忍耐限度,其形式突破了舊有的抒情框架,從客觀上而言,一定程度地掃除了國家、民族、社群、團體等“社會”層面在進入現代化軌道前的精神阻滯——至少是提供了一種新的價值參考與道德探索。無獨有偶,同為創造社同仁的郭沫若,指出了“煙囪掃除(Chimney sweeping)”對改變中國國民性格的積極意義:“民族遇著了種種的高壓,經歷過久,把種種的不愉快,主動地、被動地,壓到潛意識界里去,漸漸地招來民族的萎靡、頹喪,互相猜疑,互相殘刻,結果不為異族所吞并便釀成革命的爆發。”而對于新文學而言,同樣需要這種壓抑釋放和精神導泄,“一切文人把自己不愉快的記憶,盡可能地傾吐出來。那便是使自己健全的一種方術,同時也是使社會健全的方式。” 這是“社會精神分析學”(Social Psychoanalysis)形成的現實依據,同時代表了新文學的敘事旨向。再看魯迅寫下的一段耳熟能詳的話:“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于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于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從這段被反復征引的話可以看出,現代文學在這里更多地充當了改造精神、喚“醒”與療救民眾的工具,其努力的方向是撇開國民肉身層面的“體格”塑造,認為亡于肉身之“病”的“愚弱”國民即便頹敗死滅,亦無足惜;實際上,說這段話的時候正是魯迅以“自我”的一次反省為出發點——棄醫從文——建立起的新的想象,在這里,他尋求的是通過“文藝”的方式,拷問和省查國民的“精神”;而這個過程又是以“寫實”為指歸來把脈社會,以一種統合性的觀照視角,將中國社會和國民的“病癥”診斷為精神層面的壞損和痛疾。

反觀郁達夫的小說,其表面看似無關乎歷史語境,譬如非常具體的歷史事件與時代背景,也沒有刻意尋求文本的社會意義——這代表了他在美學上的嘗試;然而,在對苦悶進行集中陳述,以期達到對壓抑的紓解,最后卻遭遇緩解無力、升華未果的情形下,外在的“社會”現實層面與內部的自敘傳性質的“我”形成了纏繞和互證,這是實施社會/個體層面精神狀況的解剖/分析的前提或說必要性。關于這一點,吳曉東曾說:“從《沉淪》就已經開始了郁達夫的現代主題的表達,即現代主體性的危機是一種雙重危機——個人的和民族的……《沉淪》貢獻了一種現代小說中習見的模式,并真實地反映著中國現代主體的建構過程與民族國家之間密不可分的關聯性。民族國家的危機必然要反映為自我的不確定性甚至主體的危機。”他指出了郁達夫小說中的個人與民族的糾葛,這種在民族國家語境下的主體危機,實際上構成了個體的病癥與時代的征象,郁達夫小說表面上雖是自“我”的怨艾苦悶,實則含有大的旨歸。他在自傳《悲劇的誕生》中說起自身的童年創傷,進而述及晚清政局的朽敗,尤其痛感甲午戰敗后被迫簽訂不平等條約,“東方的醒獅,受了這當頭的一棒,似乎要醒轉來了;可是在酣夢的中間,消化不良的內臟,早經發生了腐潰,任你是如何的國手,也有點兒不容易下藥的征兆,卻久已流布在上下各地的施設之中。敗戰后的國民——尤其是初出生的小國民,當然是畸形,是有恐怖狂,是神經質的。”這就涉及到了現代中國文學的源起問題,也是其不斷地返歸其間,汲取材質、反復聚焦的話語之源;然而,現代文學這個故事從何說起,莫衷一是。如果將中國視為一個象征性的軀體,那么到了近代,這個身體發生了內在的衰竭,而外部氣流的注入,又使其經歷了一次精氣的置換。然而,這個過程并不徹底,往往還伴隨著混沌和交雜,并且以各種道德倫理的亂象與人性精神的困窘表現出來。從這個層面而言,切入精神內部進行探視和分析,就顯得不可或缺而又尤為迫切。就在此時,文學的力量應聲而起,開始擔任解剖社會與個體精神的歷史任務。透過郁達夫的小說,可以見出現代文學的言說方式和話語策略之一斑,而“新”文學的介入則是以一種新的結構方式——帶有強烈的異質形式和現代意味的精神向度、文學藝術和隱喻形式,對社會歷史與民族國家的想象進行具有主體自覺色彩的形式化創造。

當時的風云迭變,在戰爭和政治的失敗中萌發了“先進”與“落后”、“新”與“舊”以及“變”與“不變”的精神拉鋸,而且由于“進化論”中“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宇宙定律,迫使(或說引領)現代文學重新思索自我的存在定位以及國族的生存現狀,如何在幻變的時代從舊夢中驚覺,采納新的夢想,尋求新的出路,建構新的想象,更是代表著那個時代的“欲望滿足”。對于郁達夫而言,其自敘傳小說中所結構而成的憂郁病、性苦悶、臆想癥和白日/夜夢等等,也儼然成為對應著深層歷史語境的社會精神分析學的重要素材。在《沉淪》末尾,“他一邊走著,一邊盡在那里自傷自悼的想這些傷心的哀話。走了一會,再向那西方的明星看了一眼,他的眼淚便同驟雨似的落下來。他覺得四邊的景物,都模糊起來。把眼淚揩了一下,立住了腳,長嘆了一聲,他便斷斷續續的說:‘祖國呀祖國!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來,強起來吧!你還有許多兒女在那里受苦呢!’”在這里,郁達夫將個人的得失苦樂歸究于“祖國”的貧與富、弱與強,應該看到,如此這般的宏觀層面的訴求,與文本中俯拾皆是的尋求個體解脫的追索,其實存在著內在的碰撞與深刻的糾葛。在這兩種話語中,郁達夫小說所涉及的“社會”與“個體”并不是相互獨立互不關聯的,在這里將其截成兩段是為了體現出當中的層次感而采取的論述方式。其實在郁達夫的自敘傳小說中,兩者彼此緊密地纏結在一起:當個體想要抵制和排斥社會—國家的侵蝕束縛,卻發現那是無法掘棄的“厚障壁”,越是想疏遠、回避或對抗,就越會覺得孤獨無依難以適從;而另一方面,當“社會”將要擠壓、扭曲甚或吞噬個體的欲望時,后者就會變得警覺起來,愈發“自覺”得深刻,繼而反彈起更為激烈的思考與反抗。

二、個體精神解剖的文本實踐

以《沉淪》為例,抒情主體“他”所寫下的日記頗值得玩味:“我何苦要到日本來,我何苦要求學問。既然到了日本,那自然不得不被他們日本人輕侮的。中國呀,中國!你怎么不富強起來。我不能再隱忍過去了。……知識我不要,名譽我也不要,我只要一個安慰我體諒我的‘心’。一副白熱的心腸!從這一副心腸里生出來的同情!……蒼天呀蒼天,我并不要知識,我并不要名譽,我也不要那些無用的金錢,你若能賜給我一個‘伊甸園’的‘伊扶’,使她的肉體與心靈全歸我所有,我就心滿意足了。”可以看到,一開始,“他”的內心所怨懟的是國家之貧瘠與社會之羸弱,這似乎與切己的尊嚴是緊密相關的;隨后,他毅然拋棄了外在的追求,從沉浸于國族層面的苦悶,轉而尋求“一個”精神上的同情和理解;而到了最后,“他”的訴求進一步地發酵,出現了仰天長嘯式的呼吁和祈禱,甚至干脆單刀直入,直求“伊扶”的肉體與心靈。可以發現,傳統“內圣外王”的追索在這里發生了轉化,從“兼濟天下”到“獨善其身”的古典人生出現了轉圜,“王”與“善”被有意無意地拋卻,取而代之的,是“心滿意足”的“真”。也就是說,內面的自我意識與內心欲望的真情流露和自由發抒,得以在上一層級的“社會”到下一層級“個體”的導向中,通過“真的聲音”,打開一個闊大的場域,在此空間中,主體以一種過度的向內挖掘的方式對自我進行敞開。

前面提到,郁達夫小說復蘇了“中國的枯槁的社會”,然而,聯系小說《沉淪》可知,這樣的更新和置換,卻是通過“槁木的二十一歲”與“死灰的二十一歲”的這么一個“他”實現的。換句話說,抒情主體的直接袒露,尤其是集中對自身內在的困惑、疑竇、苦悶、抑郁等“性”情的自由聯想和傾吐式的訴說,為精神的解剖和分析提供了基礎,也由此而釋放出了宏大的能量。那么,其中的邏輯關系究竟如何?郁達夫在《小說論》中提到:“小說在藝術上的價值,可以以真和美兩條件來決定。若一本小說寫得真寫得美,那這小說的目的就達到了。至于社會價值,及倫理的價值,作者在創作的時候,盡可以不管。”不能否定的是,文學具有自身獨特的價值,在具體的寫作過程中,真正的文學與“純客觀”的描寫相去甚遠,而小說所追求的并不是直接的社會目的和倫理目的,而應該在執著于“真”與“美”的創作原則中,純化自身的藝術價值,其所體現的必須是寫作者內在的意圖,表達出“赤子之心”和人物的真實性情,這才是藝術之成為藝術的關鍵所在。然而,純粹的藝術所代表的又不是一個封閉的系統,在具體的流通與接受的過程中,好的藝術作品同樣能發揮出自身的現實效力,“不過事實上凡真的美的作品,它的社會價值也一定是高的。這作品在倫理上所收的效果,也許不能和勸善書一般的大,但是間接的影響,使讀者心地光明,志趣高尚的事,也是有的。”因此,在郁達夫看來,小說創作不能為了社會和倫理等外部功利目的而削足適履,妨害了小說的藝術價值,這樣的“目的小說”必須會因為顧慮過多而喪失了其真實性和純粹性,相反地,小說的生命在于其內在品質,需要在真與美的塑造中表現出自身獨特的價值,也只有這樣才能夠成為真正意義上的藝術品,而“實際上真正的藝術品,既具備了美、真兩條件,它的結果也必會影響到善上面去,關心世道人心的人,大可不必岌岌顧慮。”可以說,對藝術之真之美的追求成為了郁達夫小說創作的價值核心,他在小說創作中選擇了“自敘傳”的表達方式,提倡“令人痛快地發表個性”,主張將藝術家個人的心理體驗和精神旨向“毫無保留”地加以表露,使作品中的抒情主人公與寫作者的自“我”的延伸相銜接。然而另一方面,崇尚藝術美的抒寫的郁達夫卻又認為,“表面上似與人生直接最沒關系的新舊浪漫派的藝術家,實際上對人世的疾憤,反而更深。”可以說,作為前期創造社主將的郁達夫,崇尚的是“以純粹的學理和嚴正的言論來批評文藝、政治、經濟,……以唯真唯美的精神來創作文學和介紹文學。”在具體的小說創作中,郁達夫主要通過人物直露大膽的內心獨白,直接表現人物自身的焦慮和痛苦,以此釋放出抒情主體“我”的性的苦悶,不僅沖破了個人的心理,而且還對整個民族的精神/道德障礙造成了巨大的撞擊,“解剖”人物精神層面的病疾,并且進一步表示“我只求世人能夠了解我內心的苦悶就對了”,從而以自“我”(包括作者本體及其精神延伸)表現為旨歸,在創造出了那個“青黃不接”的時代表征的同時,也對其實現了一次深刻的沖刷與催熟。

創作于1922年的小說《采石磯》是郁達夫自敘傳小說中別有意味的一篇,小說主要展示了“神經過敏”的黃仲則的現實生活和精神世界。黃仲則是一個身患“憂郁癥”的青年知識分子形象,有著“孤傲多疑”的性格,每當他遭遇心理抑郁和精神挫傷時,內心散發出來的深切憂郁和哀傷便形成了他的精神病癥兆,恰恰是此時,挺身而出緩解其“神經病”的卻往往是文學這一藥石。也就是說,只要是精神上的焦慮和苦痛一發作,文學的力量便自然而然地隨之參與其中,彼此形成襯托或對應。當他遭受愛情的挫折時,“他的少年的悲哀,只成了幾首律詩,流露在抄書的紙上……”當吊唁他心愛的“薄命詩人”李太白之墓時,“心里的一種悲感,竟同江潮似的涌了起來……走回學使衙門去的時候,他的吊李太白的詩也想完成了……”當他大病初愈,頓感“無聊”,“覺得人生事事,都無長局。拿起筆來他又添寫了四首律詩到詩稿上去。”如是等等,不一而足,在在說明抒情主人公黃仲則似乎想通過詩歌的方式,治愈內心憤懣與靈魂焦灼。然而,這只是問題的表面,文學誠然只是/只能以“紓解”的方式,作用于黃仲則的精神病疾,因此,可以反過來說,詩歌(文學)并不是準確意義上的藥石,對內在的焦慮和糾葛能做到藥到病除;更重要的是,與其作此理解,不如將蘊于小說之中的“文學性”先釋放出來,因為對于郁達夫而言,文學的審美的力量并沒有強大到能直接作用于現實之病痛,而回到黃仲則身上,他實則是先發現了“文學”,然后才通過文學“發現”自己。也就是說,“文學”與他的自我是一種相互纏繞和糾葛的關系——隨著詩歌的吟誦、內心的吐露以及小說情節的推進,“文學”得以逐步深入到黃仲則的“精神”進行透析。從中可以看出,文學的方式不僅是黃仲則消解憂郁和痛苦之“沉淪”的“升華”之法,而且是作者得以實現對其進行精神解剖和分析的媒介,與此同時,郁達夫實際上也通過文學的形式——尤其是自敘傳小說的自“我”表現和鋪陳,實現了抒情主體的精神之“解剖”,從而對包括青年知識分子在內的“小國民”的精神分裂與身體病癥進行互證式的分析。在這個意義上說,郁達夫代表著現代文學及其以精神分析功能為媒介實現的時代欲望的滿足。

陳翔鶴在《郁達夫回憶瑣記》中說:“他們確確實實地將Sentimental一字介紹到中國來了。于是在已覺醒或半覺醒的中國智識青年當中,便起著強烈的反應:他們自命為‘感傷主義者’,‘弱者’,‘零余者’,而在郁郭諸人影響之下,各各叫出了自己對舊社會,舊家庭,舊婚姻,舊學校種種不同的憤懣的反抗的呼聲,從他們的‘形式’上,似乎脆弱的、退讓的,而其實其本質確是硬朗的,積極的。”郁達夫確是通過對自“我”的深度解剖,從而喚醒了處于“已覺醒或半覺醒”狀態的青年知識分子的主體感,在憂郁、柔弱和感傷的背后,在青年知識分子(以及具有一定認知水平的民眾)疏松的骨頭中注入了鈣質,即郁達夫通過一種帶有自敘傳色彩的的小說形式,引導“中國智識青年”進行了一次想象性的反觀自身,讓他們從“鏡子”中認識了自我,在“少年中國”中初步建立起一種稚嫩的“現代主體”。而正是在“沉淪”與“升華”的更迭和變奏中,作者將一個正當“覺醒”的年代對象化,在一個舊夢向新夢過渡的歷史語境中,實現了帶有“精神分析”意味的創作動因向文本形式的轉變生成。更有意味的地方還在于,作者通過自敘傳的小說形式,對自“我”進行的“解剖”,這種返歸自身的省思和剖析,頗能體現出啟蒙者們的自“覺”與“醒”悟。魯迅在《寫在〈墳〉后面》中曾提到:“我的確時時解剖別人,然而更多的是更無情面地解剖自己,發表一點,酷愛溫暖的人物已經覺得冷酷了,如果全露出我的血肉來,末路正不知要到怎樣。”郁達夫同樣立意于自“我”的解剖,即便在其作品中沒有如魯迅那么強烈而又“無情”的懷疑和否定意味,但是其小說中所“解剖”的“我”則別有意旨。其往往通過人物的自“我”揭示與暴露,呈現其性格心理、內在情緒,甚至通過人物的白日夢/夜夢的展現,探進其潛在的意識深處,讓他們進行自由聯想,與他們“對話”,進而對其“神經病”或“憂郁癥”進行分解/剖析,在由內向外以及由外入內的相互輻射中進行種種必要的而且又似乎是迫不得已的省思。不僅如此,郁達夫還在其小說中呈現出了更為復雜的面向——“他覺”與“自覺”的結合和糾葛——這顯然與備受詬病的單向度的啟蒙形態迥異。例如,在小說《春風沉醉的晚上》中,煙廠女工面臨失業危險卻顯示出了高貴的淡定和從容,卻無意間攪動了抒情主體“我”的情緒,升華了作為“無家可歸”的城市失業者“我”的內在精神,值得注意的是,這種作用于遭遇現實困窘與生活困境的“我”的“他覺”,其實并不為女工所自知,作者在這里將其充分文本化和形式化了;而且“我”在女工樸素而堅貞的精神感召下,不斷地發生自我的齟齬與進行內在的言說,并對自己的欲望和幻想進行種種解剖、分析、阻斷和否定。這里體現的,是在現代文學的敘事實踐中,寄寓于“我”這么一個充分自“覺”的現代主體之上的“精神分析”話語形態的復雜性和多面性。

三、現代身體與中國道德

小說集《沉淪》出版初期,圍繞著當中所包含的有關色情、性欲和頹廢等因素的爭論頗為激烈,對此,在仲密(周作人)的《〈沉淪〉》以及成仿吾等新文學作者的評論文章中,都對所謂“不道德的文學”進行了反駁,進而給予了“道德家”沉重的還擊。可以說,關于“道德”問題的討論,組成了郁達夫自敘傳小說的最早分歧;然而,分析當時的辯論文章可以知道,其中所涉及的“道德”的“是”與“否”以及“新”與“舊”的問題,在在呼應了《新青年》和“五四”新文學最早提出的“新道德”與“舊道德”的辯題。需要提及的是,簡單的對立式善惡與真假,并不有助于將問題引向深入;不僅如此,關于“道德”這個近現代以來困擾“中國”的關鍵命題,在隨后對郁達夫小說的研究中,也沒有得到很好的延續和更新。

可以說,郁達夫小說中所呈現出來的“中國道德”問題,是中國現代文學敘事實踐中最為深刻也最為復雜的嘗試。所謂“中國道德”,在郁達夫的小說中,經常體現為“國民”性與國民“性”的合一。郁達夫在《談談民族文藝》中說:“民族文藝的叫喚,大抵是某一個民族,受了他一民族的重壓,或某一民族伸張發展,將對其它民族施以重壓時的必然流露;前者的例,在中國歷代被外族所侵,終至亡國的時候,都可以看出,而尤以目下為最著;后者的例,是德國在世界大戰以前的流行現象。現在當希脫勒在壓迫猶太民族的正中,死灰又復燃了。” 郁達夫在這里指出了民族文藝的起因,簡言之,那是一種壓抑或說壓迫之后的精神迸發。而真正體現民族文藝存在和發展復雜性的,還是郁達夫的自敘傳小說。一方面,晚近以來,面對外族的侵略凌辱,現代文學以“中國”與“國民”為命題,傳達一種“覺醒”的緊迫感,抒發內心的憤慨、壓抑乃至期許,由此而產生的焦慮也形成了一種文化的“控訴”、“激進”與展望;但是另一方面,在面對具體的現代社會生活和人物主體的精神心理時,這樣的吶喊和抗爭也并不是毫無扦格的,體現在郁達夫的小說中,也就發生了“國民”性和國民“性”的復雜纏繞。具體說來,由于屈辱感和焦慮感而產生的民族認同和自我在國家層面的身份認同,在郁達夫“傳記”與“敘事”相糾合的文本世界里,體現為人在自我認知與思想“覺醒”過程中對自身性欲的發現和追尋,而在“潔癖式”的精神尋求與現實的巨大落差之中,便產生了種種撕裂與悲慟。而國族精神狀態和自我身體渴求的同時存在并相互糾葛,也正昭示了郁達夫自敘傳小說的獨特意義之所在。譬如,在小說《沉淪》中,作者對不堪忍受抑郁和悲哀的主人公“他”的心理自省和精神病疾進行了“分析”:“一到了悲憤的時候,他總這樣的想的,然而到了安靜之后,他又不得不嘲罵自家說:‘他們都是日本人,他們對你當然是沒有同情的,因為你想得到他們的同情,所以你怨他們,這豈不是你自家的錯誤么?’”民族身分的自覺與自身性格的反省以及精神層面的缺失,在小說中勾連在一起,并存于抒情體“他”的身上。而在《茫茫夜》中,帶有知識分子色彩的青年教師于質夫的性欲問題同樣得到了正面的探討:

初到學校二三天的緊張的精神,漸漸的弛緩下去的時候,質夫的持久不抬頭的性欲,又露起頭角來了。因為時間與空間的關系,吳遲生的印象一天一天在他腦海里消失下去。于是代此而興,支配他的全體精神的欲情,便分成二個方向一起作用來。一種是純一的愛情,集中在他的一個年輕的學生身上。一種是間斷偶發的沖動。這種沖動發作的時候,他竟完全成了無理智的野獸,非要到城里街上,和學校附近的鄉間的貧民窟里去亂跑亂跳走一次,偷看幾個女性,不能把他的性欲的沖動壓制下去。 

可以說,性欲的產生所代表的是一種快感的待滿足狀態,虛空的精神容器需要某種實質性的填補,而這個過程如果受到阻滯,與快感相對應的痛感便會像幽靈般如影隨形。痛感和快感的同在,如果結合郁達夫的小說集的命名,也即“沉淪”與“升華”的并存,這兩種因素摻雜在一起,并呈現出螺旋式延伸和上升的狀態,通過小說的形式而形成所謂的“苦悶的象征”。面對著難以抑制而又無法擺脫的性欲糾纏,郁小說中的“我”、“他”以及于質夫們,都面臨從肉身到精神層面的“沉淪”,在他們身上,“沉淪”與“升華”有時甚至于一念之間,但是這種道德的沉淪與堅守,以及其中所蘊蓄的苦痛與隱忍,又試圖通過“文學”諸形式實現“升華”;必須指出的是,這顯然只是試圖尋求形而上意義的轉化,具體落實到郁達夫的小說,當文本中正處于“國民”意識覺醒之際的青年,在遭遇到“性”的“騷擾”時,其在試圖實現性欲的消解而達到升華的努力中,往往顯得困難重重。在這個夢魘般難以擺脫的困境中,肉身/身體的要素是纏繞其中的。

在小說《迷羊》中,“我”一直強調是要去養“腦病”,但是隨著內心的敞開和精神的自省,身體的缺陷或說是性欲的匱缺愈發顯現出來,最終,身體與腦病卻都同時被歸入到探視和分析的對象。可以這么說,郁達夫小說中所涉及的社會/個體的精神剖解/分析,其實針對的便是“中國”之軀與“國民”身體。在《沉淪》中,抒情主體“他”所凸顯出來的“憂郁病”和“性苦悶”及其所造成的精神困窘,集中體現在身份危機與身體困囿的雙重焦慮,身在異鄉的“他”,感受著日本的風情習俗,也體驗著異域的歷史氛圍和社會環境,在這個過程中所面臨的倫理意義與政治傾向并不是分離的,而是并存于具有自敘傳意味的小說抒情主體“他”的身上,并且以身體為表征呈現出來。由于人的感覺思維和意識精神的形成,必須依賴于身體的感知和表達,并不是簡單的由外部世界向內在情態的單向過渡,也不是由內向外的探射,或者是由外朝內的感知,而是如梅洛—龐蒂在《知覺現象學》中所說:“身體是一種奇特的物體,它把自己的各部分當作世界的一般象征來使用,我們就是以這種方式得以‘經常接觸’這個世界,‘理解’這個世界,發現這個世界的一種意義。”由此而聯系郁達夫的小說,可以得知其中所體現出來的對身體的認同是與人物所處的現實環境、時代歷史和精神情緒緊密相聯的,抒情主體的精神病疾,正是以身體為觸發點,在與外部世界的對抗與妥協中,所產生的一種無所憑依的狀態,這樣的落差導致了身體欲望的形成。從外部因素來看,這種欲望的蔓延既是跨地域的也是跨時間的,具體說來即是抒情主體身處異鄉/異地,或身體處于疏離/脫節的異質狀態,在維持生計(謀生或求學)與身計(如治病療養)的過程中,遭受到新舊文化沖撞而產生的靈魂撕扯、身體焦灼與道德感斷裂。對于郁達夫的小說而言,從精神到身體再而引申至道德,這個過程并不是一種由此及彼的簡單連接,其中的復雜糾葛與痛苦互搏,可見一斑。

胡適曾指斥“戕賊身體,斷臂,絕食,焚身,以求那幻想的精神的安慰。”在胡適看來,大到民族,小到個人,物質、身體與精神是平行的統一的,只要在“人生基本欲望”得以滿足之后,心靈上和精神上的完善也就指日可待了。胡適所說的這一層意思,與中國傳統的“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并無二致。 需要提出的是,胡適對“戕賊身體”的斥責,以及其中隱含的對“身體”的還原和倚重,成了郁達夫自敘傳小說的重要切入點。郁達夫在《文學概說?生活與藝術》中說:“從心理進化的方面來說,“生”就是使無意識的活動變為有意識的,有意識的活動變為反省的,反省的活動變為道德的活動的動機。這就是“生”這一力量所有的動向。總之,“生”的動向,是使人類一步一步從不完全的路上走向完全的路上去。”從《茫茫夜》、《空虛》、《青煙》等一系列小說可知,當于質夫們為了“生”的壓力而奔波時,他們內心“有意識”的活動也體驗到了自身“無意識”的欲望,然而,壓抑的內心、憂郁的性格和無依的現實,卻又使得“反省”和“道德”顯得那么的艱難,于是他們只能在“不完全的路”與“完全的路”之間踟躕徘徊。應該說,身體焦慮與精神壓抑所帶來的,是日常生活的惘然窘惑,是道德倫理的困境。然而,對于郁達夫的小說,再參照前引郭沫若《論郁達夫》中的觀點,可以看出,郁達夫剖開了人性的“道德困窘”,以此實現真精神與假道學的對峙,在沒有占據道德制高點的前提下,破除了虛偽和矯飾,在文本世界中獲得了審視和批判的功能,并且建立起一種敞開著的匍匐的道德,這樣的道德探討往往蘊蓄在一個個毫不遮掩卻顯得異常卑微的主體之中。一頭是嘶吼的現代身體,一頭是漸變中仍顯緘默的中國道德,其內在的扯嚷與糾葛,誕生在了一個正在覺醒的現代主體“身”上。

為《沉淪》辯護的仲密(周作人)引用莫臺爾《文學上的色情》中的觀點,羅列了三種“不道德”的文學,第一種是以新斥舊,具有革命色彩卻不為時人所接受的文學;第二種是雖不端方卻是嚴肅的,雖不勸善卻不是誨淫的自然流露的文學;只有第三種才是可以稱之為“不道德文學”的非人道文學。周將郁達夫的小說歸入第二種,“雖然有猥褻分子而并無不道德的性質。”從辨析道德與否,到提出“希力”,周可以說展開了其中的曲折。郁達夫的小說便是通過不計得失的精神分析與身體敞視,“非意識地展覽自己”,將苦悶與抑郁、痛楚與隱忍的精神/肉身之沉淪,結構成一個“卑微”的自“我”;然而這個在“卑微”中自慚形穢的“匍匐的身體”,卻傾吐出了憂郁的能量和沉痛的吶喊,從而釋放出相當的道德轟毀/再造的精神容量,尤其經由周作人提到的小說這“一件藝術的作品”,結構形成所謂的“受戒者的文學(Literature for the initiated)”。值得注意的是,“initiated”如果作“受戒”的理解,那么這里便存在著一種宗教/非宗教的儀式洗禮之后的跨越,如果從文本和敘事說起,則不僅體現為經由單純的肉身而導向內在精神,進而營造出一個有意味的“現代身體”;而且抒情主體的個人懺悔與國族/社會層面的探析之間形成了緊密的回路,兩者交互式的逾離和越界,同樣擴充了小說的精神容量,增強了“道德”命題的傾向性,通過一種出于卑微和懺求的越界,生發出摧毀性的力度。同時,還以寬容的姿態加入到現代文學的道德改造共同體中,從而為現代意義上的“道德”想象創造出闊大的空間,也為“中國”之“道德”試探出新的起點。從這個方面說,其實郁達夫的小說還跟莫臺爾所提出的第一種“不道德”的文學有關。從接受的角度而言,正是受戒之后知道人生的嚴肅,才能了解郁達夫筆下的抒情主體的“輕佻”、“猥褻”與“卑微”, 也就是說,只有擁有健康嚴肅的道德信念的人,“在已經受過人生的密戒,有他的光與影的性的生活的人,自能從這些書里得到希有的力……” 否則,這樣的道德立足點站不住腳;況且,惟其如是,也才能夠徹底摒棄周作人翻譯與謝野晶子的論文時所提到的“古代”的“暴虐的道德”,建立與郁達夫的自敘傳小說中真誠懇摯的抒情主體相匹配的“真實的道德”。進而以此為基礎,在破除郁達夫小說之“不道德”的同時,構建合理的道德寬容度與可能性,而且在與社會/國族/集體的纏繞中越界出來,敦促現代主體完成必要而充分的自懺/省思,從而得以通過“受戒”的圖騰式跨越,獲取真實的“希有的力”。

四、余論

郁達夫以一種浪漫式的“我”來表征國民的主體發現,并由此而揭示和剖析民眾精神病疾。與西方浪漫派意義上的“我”的主體生成歷程不同之處在于,郁達夫筆下苦悶而憂郁的“我”是經過“旅行”而實現了在地化的現代主體,同時試圖在社會(國家、民族、社群、集體)與主體(身體、性、意識、經驗)的相互糾葛中彼此實現螺旋式上升的雙重蛻變。這也是造成“現代主體”的創傷性體驗的重要因由。而現代文學的“精神分析”實踐就是在此基礎上建立起來的。

對于郁達夫而言,自敘傳的形式使他能夠更多地傾瀉“我”的情緒和感受,將抒情主體的內心躁動和精神病疾充分展示出來;然而,對某種形式的選擇(自敘傳小說的形式厘定)迫使郁達夫不得不有意識地在現實中的我與虛構作品中的“我”保持距離,從而才能形成一個“獨特的審美世界”,并以此達到情感和靈魂的“凈化”,這不僅是緩解現代文學作者自身焦慮的良方,而且也是現代文學得以成為置身于外的“旁觀者”——精神分析者的關鍵所在。本文集中討論的是郁達夫對自敘傳文體這一形式的選擇,他不僅將社會層面的國民集體無意識和個體的苦悶與道德困境糅合起來,由此對社會、時代、國民的精神病癥加以結構,并將這些元素的聚合歸入到自身的美學理想之中,在小說里體現為一種現代修辭的運用。

而“自敘傳”式的現代小說修辭,也為“中國道德”提出了新的命題。現代文學所探索的“道德”問題已經被擱置了很長時間,而這所帶來的弊端,在當下社會已經很顯著地表現出來,并已飽嘗其苦果。可以說,回到現代文學發生之初的境況,指出在舊禮教與新道德之間,并不是先破后立或者不破而立的關系,也不是憑空捏造出新的價值準則和倫理要求,而是以破寓立和破中帶立的方式,將新的因素化入到當時的歷史語境中,提供一個切中肯綮而又富于啟發意義的起點,并且引入了民族國家——“中國”的維度,經過基于社會與個體兩個層級的精神分析之后,為“中國道德”的再生成提供合理的空間和尺度,并通過特定的文學形式和話語形態,創造出新的想象、體悟和認同。

(公眾號編輯:華東師大中文系 辛穎)

(原刊《現代中文學刊》201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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