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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國文學史的一次學術之旅 ——讀《20世紀中國文學史寫作觀念的演變》札記

來源:文匯報 | 陳丹晨  2019年06月21日07:43

近些年來,電視臺策劃了許多有關古代詩詞、成語……朗誦、比賽等的節目,新聞報道中常用“火爆熒屏”“十分火爆”之類的話形容其得到受眾歡迎的程度。這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觀眾對于提高文化知識水平的渴望。但是,這些畢竟是娛樂節目,表演的成分多于知識的傳播。所謂“全民參與”“帶動全民重溫”等等,雖也起了很好的引導作用,但真正想學一點古代文學,還得靜下心來讀原著,去用心理解、體會個中意蘊,陶冶性情。

盡管人們在義務教育階段已經接觸了一些古代文學,畢竟是一鱗半爪,讀這些詩詞原著時,遇到的是浩瀚汪洋。讀多了,必然會想進一步深入了解這些作品上下左右的淵源關系,這就涉及文學發展變遷的歷史。有興趣進一步探索的讀者范圍到了這一步會再縮小一些。這就是說,中國文學史的學習和研究是一個比較專業的問題。上世紀50年代我在大學求學期間,我們是第一屆本科五年制,中國文學史是中文系最主要的課程,要整整學四年,每周的課時也是最多。至于其他文科各專業,也都要學此課程,只不過課時沒那么多,所謂公共課,也是必修的,可見其重要。自五四新文化運動后,因為研究和教學的需要,有關中國文學史的教材和論著迭出,迄今又成了浩瀚汪洋。它自身好像也已成為一門學科,有其特殊的發展和變遷規律以及內在聯系,需要人們研究和探尋,這就是已有一些學者已然精心研究過了的中國文學史的學術史。蔣原倫君的新著《20世紀中國文學史寫作觀念的演變》就是其中最新的一部力作。

研究“文學史”,首先遇到的一個問題就是什么是 “文學”?文學的“本質”是什么,可謂各有各的理解。就中國文化史上出現的各種文字作品來論述,曾經有過的“經史子集”分類其實就有互相交叉重疊。一個知名的文學家寫的也不都是文學。有人將文學研究分為內部和外部兩個系統。也有人稱文學是“生活的百科全書”,這樣,則凡是與人類的生活思想感情有關的,都可能進入文學的描述范圍。有的強調語言藝術,有的強調想象和虛構世界……因此,文學涉及的方方面面是廣泛浩瀚的,這就為研究者造成了一個困境,難以做到包羅萬象、巨細無遺。于是就有了不同的著重點,不同的視角,因此,研究和寫作文學史,也出現了精彩紛呈的局面。

蔣原倫君先從文學觀念的差異立論,將有關史料進行爬梳整理,理順頭緒和線索。他探討了尼采、福柯等一大批西方學者的“譜系學”或本質論等,來觀照文學本體中的相互作用和關系。他也探討了近代中國學者研究和寫作文學史時,對文體、分類、分期、品評、體例等等涉及文學的觀念所持的不同觀點,在不同程度上與“譜系學”本質論等既有同構又各呈自己的審美經驗和標準。有一點類似的是,都強調從文學內部的遞演、嬗變和傳承,來考察、論述相互間的“譜系”和“史”的意義。

蔣原倫君在已有的中國文學史作品中,選出數十種最有代表性的、曾經產生較大影響的著作,如胡適的《白話文學史》,是從文學語言的角度進行史的論述。他認為白話文學的范圍是把古代文學中“那些明白清楚近于說話的作品”,即有生命力的口語化的文學作品作為研究對象:“白話文學史就是中國文學史的中心部分。中國文學史若去掉了白話文學的進化史,就不成中國文學史了……”(胡適:《白話文學史》(上)第12、13頁)蔣原倫認為文學是語言的藝術,胡適的研究從語言角度切入研究,正是文學本質論的一種實踐。繼之又有鄭振鐸的《中國俗文學史》,這是循著胡適的“活文學”思路,以流傳于民間的、大眾的、通俗的文學包括口頭創作為研究對象。到了他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則強調“人類的最崇高的精神與情緒”的演化和傳承,仍然是視文學的本質為情感的表達。到了劉大杰的 《中國文學發展史》,他更明確地主張“文學發展史便是人類情感與思想發展的歷史”,同時也開始注意到“每一個時代文學思想的特色,和造成這種思想的政治經濟、社會生活、學術思想以及各種環境與當代文學所發生的聯系和影響”(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原序》(上)第1頁)。

蔣原倫稱他“將文學史當作人類的心靈史或精神生活史”進行研究。對于詩人林庚的《中國文學史》,則認為是“將文脈的流播作為書寫的主要線索……真正是一本以描述文學主潮流變為使命的文學史”。

在此期間,先后受西方或蘇俄文藝思潮的影響,建立在反映論哲學思想基礎上的現實主義文藝創作日益活躍。這種思潮本應是文學應有的題中之義,但是在機械唯物論、唯階級論、庸俗社會學的主導下,偏離了文學研究的正常學術規范,“最為徹底最為突出的是”當時北大學生撰寫的所謂“紅色文學史”,這原是可以不在討論范圍之內。當時,這種文學史寫作風靡全國,影響各個高校,興起一場學生(包括剛進校門的低年級學生)寫文學史的熱潮。但是這種速成的文學史寫作朝生暮死,連作者自己都感到站不住腳而要重寫。稍后,蔣原倫又以劉大杰為個案,分析他三次修訂個人文學史作品的經歷,劉大杰在“文革”期間把本有很高聲譽、體現個人才情特色的著作,修改得連他自己都感到痛悔。這些歷史事實證明,科學研究要實事求是,尊重學術規律,而不能鼓噪起哄,生產一些沒有生命力的成果。科學就是科學,只有老老實實,一切從事實出發,遵從科學自身的規律,惟其如此,才會有真正的創新和進步。

其后,在反映論文學觀指導下,“文學史話語方式的影響橫跨了半個世紀之久”,蔣原倫以其中游國恩等主編的《中國文學史》為代表,認為是“比較成熟的文學史著述”,同時對此以及其他各家的著述都作了詳盡的列舉和分析;90年代,有了章培恒、駱玉明主編的新作,蔣原倫認為他們“提出了情感論的文學史觀念。這是對上世紀50年代以來的反映論文學史觀的一個反撥。”“將文學的情感功能和‘人性發展的過程’聯系起來”,以此考察幾千年的文學歷史,使人們一新耳目。其他如浦江清、袁行霈等等主編的相關著作也都受到他的注意和評述。尤其是龔鵬程的《中國文學史》,系獨力寫作完成,蔣原倫說他“最為有個人色彩”,體例建構、內容敘述,都別出心裁,“新見迭出”,因此對此有詳盡的評論。

蔣原倫君執教北京師范大學、同濟大學,對中外文藝理論特別是西方現代文藝理論有較深的造詣;主編《今日先鋒》,致力于介紹先鋒文藝思想理論。本著在詳盡占有材料的基礎上,廣征博引,議論恣肆,不僅從縱的史的角度對中國文學史的學術研究作了理論性論述;還選擇了例如文學史的建構、文人作品和民間文學(即雅和俗)、思想內容和藝術分析的兩分法,以及傳統文學與現代創作等等專題,在浩瀚的文學作品和文學史論著中,拮取大量有代表意義的實例,引述各家識見、多種觀點互相參照,比較短長得失,進行客觀的評述。因而使這本論著既有豐厚的史料實證,又有堅實的理論闡釋,是近幾年來一部難得的、很有分量的學術論著。

從蔣原倫引述的各家編著的《中國文學史》,又一次說明任何學術研究的創新關鍵在于自由開放的思考和深入獨創的評說,無論是反映論、情感論、精神史、心靈史,還是活的語言文學史……都是從不同視角切入,探索尋找文學發展的內在規律,予以實證和有力的論述,展示了有三千年綿延不斷的悠久歷史的文學發展過程。蔣原倫揭示了長期來因為非文學因素的影響,獨尊反映論和思想藝術兩分法,陳陳因襲成了套路,文藝批評囿于舊說而無生氣和新意的現象;又用相當篇幅論述近些年來的突破,對新出現的一些文學史研究成果作了熱情的介紹和敘述,這也是本書一大特色和貢獻。

文學史本是專業性很強的學科,研究文學史寫作相對來說更是冷僻。蔣原倫君曾是我多年的同事,好學多思,學養豐贍,這次選擇這樣的課題,本身就是一次涉險的學術之旅,精神可嘉。他耗費多年心血,從廣泛閱讀原著文本,積累材料,對中外古今各家文藝理論宏觀高瞻,且又聚焦具體的文本作為典型來剖析,更具說服力。這樣苦心孤詣、求真求實的學風在今日顯得特別可貴可嘉。因此,此次取得的新學術成果,對于日益增多的有學習賞析古代詩詞文章熱情的讀者而言,正是一個福音。

[凡未注明出處的,均引自蔣原倫《20世紀中國文學史研究觀念的演變》(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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