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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方曉:他日相逢一杯酒

來源:《西湖》 | 衛鴉  2019年06月21日08:50

我與方曉第一次相見,是在長沙。那年他研究生畢業,到湖南考公務員。我回家鄉辦點小事,順道在長沙停留,于是就趕上了。從那以后,我總有種奇怪的心理,認為朋友之間最好的相遇方式,不是刻意相約,而是碰巧遇上,因為這樣能讓一個不喝酒的人找到必須喝酒的理由。在那之前,我滴酒不沾已經有好些年了,以前在內地上過一段時間的班,因工作性質,無數的酒局穿插在生活中。那時身體也真是好,只要有人敬酒,多少杯我都敢喝,爛醉之后,第二天照樣精神抖擻地上班;只是喝著喝著,就把胃喝壞了,穿孔,住了半個月的院。到了深圳,謹遵醫囑,一直忍著,戒著,并打算一直堅持下去。直到那次和方曉遇上,這種堅持才被打破。他說,喝酒嗎?我說,戒好久了。他說,戒個鳥,這次無論如何得喝點。我說,那就喝點。

那天晚上,易清華老師組的酒局,同桌的除我和方曉之外,還有趙燕飛和劉憲國。都是初次見面,因為陌生,場面多少顯得有些莊重,話題始終陷在文學當中,干巴巴的,天也就聊不起來。大部分時間,我都在觀察和聆聽。因此,我永遠記得那家茶樓的樣子,靠窗的紅木長桌以及木質的樓梯,還有穿著少數民族服裝、雙手交疊站在我們身后的女服務員,長得真是漂亮。

我是個內向的人,在陌生場合,很少說話。方曉跟我也有同樣的習慣,坐下后,基本不哼一聲,只是悶著頭把一杯杯酒喝干。唯一不同的是,我自始至終保持沉默,而他說話的興致,會隨著喝酒的杯數成正比增長,酒喝到七八成之后,基本就變成他的個人演講了。這時我才相信,他確實是個律師。不過那天他說了些什么,我一句都記不清楚。他變成話嘮的時候,我已經喝得七七八八了,僅存的那點清醒和理智,只能夠用于控制酒量,不讓自己倒下。唯一記住的一句話,是酒局散場之后,我們住進同一家酒店,在電梯里,他望著我,突然來了一句:喝醉酒的男人才可愛。

那時他已經完全醉了,我們彼此挽扶著,找到酒店的房間。在門口,他讓我將房卡和門牌號核對了好幾遍,才敢進去,生怕進錯房間。因此我相信,這句酒后戲言,他自己未必記得。但毫無疑問的是,這話使我再次燃起了對酒的興致。那年我三十歲,在規則森嚴的職場里,已經混了六年,正在不可逆轉地變成一個讓自己越來越討厭的人。但我突然發現,一個男人要變得可愛,其實也相當簡單,只需要一點點酒。看上去,這是一個荒唐的結論,沒有任何的邏輯和依據,但我想說的是,我讀出的是另一層含義——人生就是那么短短幾十年,何必活得那么約束和嚴謹?

十年之后,再次見到方曉時,我已經淪為徹底的酒徒。那次我去《文學港》雜志社參加一個頒獎活動,需要在寧波住上三天。他從嘉興調到杭州,法院的工作確實很忙,在電話里,我們頻繁變更著見面的時間和地點,并且約定,要是實在抽不出身,就等下次。可是當天下午,他就匆匆趕來了。

十年的時間,可以改變很多,他身上的書生氣少了幾分,臉上的棱角變得更加分明,身材膨脹了一圈,這是一個中年男人的標志。我也一樣,少了朝氣,多了幾分暮氣。這種改變無可避免。沒有改變的,是我們喝酒的習慣,坐下之后,依然是沒有多少言語。倆人對著火鍋,刷了一堆啤酒,才把話題慢慢刷開。到了晚上,換個地方,接著再喝,多了十月兄的加入。我們三個人坐在一個角落里,啃著一種極辣的鴨頭,不停地喝酒,說話,桌上很快就擺了幾十個空酒瓶,根本停不下來。我們就那樣一杯一杯地喝著,老方老衛地叫著,直到后來喝醉了,也不知道聊了些什么,但“老方”、“老衛”這樣的稱呼,已足以代表一切——我們都不再年輕了。

方曉

半個月前,我在川南的一座苗寨里喝酒。方曉突然打電話給我,邀我寫“雙重觀察”。從他大著舌頭、不太流暢的表達中,我就知道,他面前肯定擺滿了一堆酒瓶。果然,第二天一早,他又打電話給我,跟我說同樣的事,并解釋昨晚喝多了,他擔心自己斷片、沒有把事情說清楚。我肯定地告訴他,他在喝酒狀態下說的事情,比第二天清醒時所說的更加清楚。事實也的確這樣。

因此,除酒之外,我不知還能從他身上觀察出什么。十幾年的相交,我們很少討論過喝酒之外的話題。即使在對文學十分狂熱的年齡,我們也極少聊到文學。偶爾聊起,也是近乎敷衍地認可對方的觀點。我不喜爭辯,方曉也是。做一名法律工作者,也許是工作中存在著太多的爭辯,在生活中,他的言行舉止,反倒顯示出格外地謙和與溫順。我從不懷疑我們之間的真誠,但我們在文學上的探討,確實不夠尖銳,也不夠深入。盡管如此,我還是想留一點時間,說說他的小說。

我和方曉因小說相識,那時的氛圍很好,一堆朋友混跡于論壇,不管天南海北,跟個帖就認識了。他在左岸貼了一篇名叫《車禍》的小說,稱得上一鳴驚人。那是他的處女作,但文字的節制、節奏,小說的內在張力,確實令人耳目一新,體現了一名寫作者在小說方面的天分和才氣。讀完之后,我立馬想,這個朋友我交定了。

于是我們就那樣認識了。遺憾的是,認識之后,鮮有交流。畢竟在生活中,文學只占據很小的比重,我們各自為家庭奔忙,也逐漸目睹了一個令人傷感的現象:論壇里結識的一班朋友,陸續離開文學,僅有少數堅守。我和方曉,既沒有離開,也稱不上堅守,始終處于一種若即若離的狀態。更多的時間只是閱讀,偶爾寫寫,一年一兩個短篇,甚至好幾年都不寫一個。對于一名寫作者來說,這樣的產量,確實有點少,但這種狀態,也未嘗不好,至少可以保證小說的嚴謹,不至于粗制濫造。

累計起來,十多年間,方曉的作品屈指可數,而且他至今保持著與這個時代格格不入的書寫習慣——手寫。寫好之后,再敲到電腦上,然后發給我看。看來看去,對他作品的印象,仍然停在《車禍》中。這是實話,也是我一直對自己的警示,寫作最大的難度,是如何超越自己。

近兩年,他寫作的節奏稍稍快了點,陸續寫出了《糖皮質》、《皮爾在那里》、《合體的羅巴》、《花好月圓》、《孤馬》、《旋轉餐廳》、《我不是來參加葬禮的》等中短篇。每一篇都很好,但具體好在哪里,我不想評論,對于自己的作品,作者本身更有話語權。我想說的是,這一系列的閱讀,我是有驚喜的,讓我顛覆了對《車禍》的印象。如果說,此前我看到的只是才氣,這批小說則是才氣加上生活閱歷的沉淀。我從小說中讀出來的,是他對小說的理解,以及對生活、對這個時代的清醒認知。這是一位寫作者走向成熟的標志。

最后,再回到酒。去年我與他約好,十月份去杭州,大喝一場。因小方緩的降生,沒能去成,那聲遙遠的、幸福的啼哭,讓我實在不忍心去打攪。所以今年我們又重新約定,他五月來深圳,大喝一場。在我生命中,有過無數次的約定,也有過無數次的失約,但沒有哪一次約定,或者失約,有那樣的溫暖。我想,這就是友情,也是生命的意義所在。當我們告別這個世界時,金錢、物質、時間這些,都帶不走,唯有友情,可以超越生命的長度,比如管鮑之交。我不指望那樣的長久,但是此生,能有這么一位朋友,我已滿足。對我來說,方曉就是面鏡子,每次看到他的同時,也照見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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