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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煒鄉土小說的“復雜化”敘事 ——以“鄉土中國三部曲”為中心

來源:《名作欣賞》 | 鄧威 郝敬波  2019年06月20日15:06

近幾年來,江蘇作家葉煒的小說創作引起了批評界的廣泛關注。作為一位“70后”的小說家,葉煒的創作顯示出一種“老成持重”的精神氣質,無論是創作主題的發掘,還是敘事耐心的表現都讓人印象深刻。由《富礦》《后土》《福地》三部長篇小說構成的“鄉土中國三部曲”,是葉煒目前最重要的作品。“鄉土中國三部曲”整體上書寫了鄉土歷史變遷,又能各自獨立,主題和題材上又各有差異。《富礦》表現現代工業文明對“麻莊”鄉土文明的擠壓,折射出當代農民在城市文明進程中物資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變化,《后土》則是將觸角深入到鄉土中國的基層政治層面,通過對前后四代村干部工作生活的敘寫,思考鄉土中國的發展,《福地》則是沉入歷史的長河打撈麻莊的“前世今生”,為地理上的麻莊尋找歷史和文化層面的坐標。值得注意的是,盡管葉煒以“鄉土三部曲”冠之,但在閱讀過程中我們的感受是豐富和復雜的,很難以簡單的方式來指認葉煒的創作訴求。葉煒建構了以麻莊為典型的鄉土世界,在時空變換、視角交錯的敘事中不斷演化出諸多主題,展示了鄉土中國的文化多面體。因此,從不同角度切入文本,我們對葉煒筆下的鄉土世界就會有不同的理解。從這個意義上說,葉煒的鄉土小說更多地在主題話語方面呈現了一種“復雜化”敘事,這為我們多方位解讀鄉土中國提供了一種可能,也為時代背景中的鄉土書寫提供了有益的啟示。

一 人與土地關系的表達

葉煒鄉土小說的“復雜化”敘事是由主題話語的豐富性形成的。人與土地的關系是葉煒“鄉土中國三部曲”的重要主題,也是葉煒鄉土書寫的重要訴求。如何表達時代變遷中人與土地關系的變化,顯然是葉煒在創作過程中始終思考的重要問題。“70后”作家處在中國城鄉急劇變化的時代,他們也以自己的方式對人與土地關系的變化進行觀察和表達。葉煒帶著對于土地獨特的思索,通過藝術想象的方式重構了一個鄉土世界。葉煒的麻莊世界里人既是土地的依附者也是土地的建設者,無論時代如何變遷,人與土地依舊是相互依賴的關系。

在三部曲中,土地時常以“地母”的形象進入讀者視野,帶有無私饋贈與孕育萬物的特質。然而,我們感到作者對人與土地關系的表達并未止步于此,還呈現出土地需要通過人的介入才能呈現其“神性”的一面。土地常常具化為土地神的形象走上前臺,與鄉村人物進行互動。《后土》卷首關于麻莊由來的神話傳說,可以作為解讀作者這一表達的入口。麻莊先人孤身逃荒至此,遇到一塊石頭。石頭自稱為土地神所化,被玉帝貶至此處等候千年,需他建座土地廟并世代供奉才能得以解放。麻莊先人依照土地神的要求造了一座土地廟,因此得以繁衍子嗣,最終在廟的西北方形成麻莊。在這個神話敘事中,人若離開土地神地庇護,則“這塊土地不能收獲,即便是你播下種子,也很快被老鼠吃光!沒有糧食,你會饑餓而死,根本沒有機會繁衍子孫。”但同時,土地神不是凌駕于人上的存在,它需要人的參與才能由石頭變為土地神,需要被人供奉才能庇佑一方。土地如果離開了人的介入,就會成為小說中石頭意象所指的純粹自然物,也就成了《福地》中所描繪的“蘇魯大平原青蛇遍地,到處都是蛇游走的嘶嘶聲。戰亂分仍,災害不斷,民不聊生,瘟疫流行,遍地尸橫,人煙杳無”的蠻荒之處。同時,土地承載著鄉土世界里村民們跨越生死觀念的精神寄托。三部曲中都出現了“墳”的意象,安葬逝者的墳墓與生人所處的現實世界都被設置在麻莊這個地理框架內,一路之隔,陰陽兩界。在葉煒的鄉土世界里,我們感受到“祖墳”這一特殊場所是主人公獲得慰藉、尋求啟示、堅定信念的地方,是他們精神力量的重要來源之一。在《福地》中,主人公萬仁義在不同境遇下前往萬家祖墳后都會獲得不同的體悟。祖墳不僅是傳統與當下的橋梁,溝通生人與逝者的渠道,更是安置村民們最后歸宿的地方,是他們的根。《后土》中作家借助土地神之口表達了同樣的觀點:“麻莊為何這么興盛?因為麻莊人敬重土地,善待眾生。可是現在麻莊的人越來越失去了對土地的敬畏感,不在信任本神,有的還皈依了外教。我這次來托夢與你,就是想讓你告訴麻莊人,不要褻瀆土地,也不要遠走他鄉,他鄉的世界再好,那也是別人的,與他們無關,他們可以在那里得到金錢,滿足享樂,卻終將得不到最后的安息。”人與土地休戚與共,息息相關,形成一個饋贈與反饋增的滲透,這種人與土地關系的觀念成為葉煒鄉土世界的一個重要標志。

麻莊世界里的神以兩種方式出現,一種是以土地神的形象,一種是以逝者的形象。土地神作為“鄉土中國三部曲”中一個重要的形象,多次以托夢主人公的形式指點迷津,幫助麻莊躲避兇災,并在文末揭示出土地神便是主人公的答案。《富礦》開場出現的官婆,具有溝通天地的神力,卻在為麻莊祈雪的儀式上倒地身亡,化身為麻莊的守護神。多年以后,麻莊誕生一名和官婆長相一模一樣的女孩麻姑。當麻姑歷經人生百態后,經常在夢中遇見一個老人,“麻姑問老人,你到底是誰?老人笑,你連你的前生都不知道了!我就是你的前世官婆,死于很久以前的那場黑雪。如果不是那場意外,我不會升天,你也就不會來到這個世上。”同樣的場景也多次出現在《后土》的情節中。劉青松第一次夢見土地神,在其指點下明白山洪即將暴發,迅速帶領麻莊鄉民進行自救,最大限度地避免了麻莊在災難中的損失。之后劉青松更是在夢中得知自己是土地神在麻莊的第十五代凡身,需要關閉擋住麻莊風水的磚廠。“這樣一來,麻莊就變成了一個‘神人共治’的世界,或者說是一個‘神人合一’的世界。‘神’就是‘土地神’,因而人與土地的關系在這里實現了統一,這是耐人尋味的。”[①]那么該如何理解這樣的敘述呢?《福地》中的老槐樹給出了答案:“麻姑廟塌了以后,這個節日就慢慢地淡了,堅持下來的只有老萬家。他對村里人說,麻姑廟沒了,但老槐樹還在,老槐樹就是麻姑神在世。麻姑是個大壽星,老槐樹也是個大壽星,可見,它們是一體的,他們都是麻莊的守護神!老萬的話讓我很溫暖。我隱約地感覺到,老萬就是我在麻莊的人身,而我則是老萬扎根大地的樹靈。”與其說麻莊的主人公是土地神的化身,不如說麻莊的主人公正是人與土地和諧共處關系的維護者、踐行者,是麻莊人與土地聯系的重要精神紐帶。在土地神這一形象之外,還存在著另一種“神靈”,那就是麻莊已經逝去的人。《富礦》中的二姥爺,身體上的死亡卻帶來了超自然的神力。他多次出現在麻姑的夢中,予后者以警示,幫助沉淪于欲望潛流中的麻姑完成道德上的復歸。《福地》里萬仁義死去多年的妻子繡香一再出現,帶著某種“神啟”色彩,保佑著萬仁義一家。在麻莊的世界里,生死界限常被打破,人神對話、人鬼對話的情節層出不窮,這不僅增添了文本的閱讀空間,也給了我們解讀文本的鑰匙。當然,帶有神秘意味的敘事不僅是葉煒敘事的一種的策略,它使得文本閱讀更加撲朔迷離,為小說披上了一層混沌、蠻荒的氣息,提升了閱讀體驗,也擴充了故事情節的張力,同時這種神秘色彩也是鄉土世界里特有的產物,“對于這種神秘元素的介入,批評界已經習慣將其稱之為‘魔幻現實主義’,把它看作作家的一種藝術手段。其實,它并不一定是魔幻現實主義,而是只要忠實于鄉土,不凈化、不提純,原湯原汁的反映生活,就必然要寫出這些神秘元素。”[②]借助人神合一的方式,葉煒為我們展示了其對人與土地關系的思索。

二 文明沖突的呈現

伴隨著人與土地關系的思考與表達,小說中展現的城鄉文明沖突,也是葉煒小說重要的主題。隨著三部曲的延展,葉煒潛藏在文本深處的復雜情感也不斷明晰。在“鄉土中國三部曲”中,文明沖突的呈現主要從以下兩個方面來表現的:

首先,鄉村世界村民的信仰危機是城鄉文明沖突的重要表現。《后土》開篇就這樣寫道:“在蘇北魯南的小山村里,差不多每個村子的東南角都會有一座土地廟。麻莊也不例外。麻莊人崇拜土地,視土地為娘親。”這種描寫給葉煒的鄉土世界定下了基調,“小說非常詳細地展示了拜土地爺這一民間信仰的儀式,可見,土地崇拜作為一種非官方的,與民間生活密不可分的文化現象已經影響著鄉土社會大多數的一般民眾的思維方式、生產實踐、社會關系和政治行為。”[③]土地廟、土地神作為三部小說中一個重要的意象,多次出現在文本中。雖然土地廟并不是那么氣派,但其維系著整個麻莊人的生活方式,“麻莊廟是麻莊人的精神信仰,那不是可以隨口談論的。村里的大事小事、紅事白事,哪個不要去問問土地神?這是麻莊人的規矩,誰也不敢亂。”在信仰土地神之外,麻莊世界還有另一套維系生活運轉的價值體系,那就是傳統的儒家倫理觀。《福地》中萬仁義的唯一心思就是麻莊安寧,子嗣興旺,六畜興盛,他時刻秉承父親遺訓:“忠厚傳家遠,詩書繼世長;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這樣的愿望可以代表了麻莊絕大多數莊稼人的想法,具有普泛性。舊有價值體系堅韌的維系著麻莊的運轉,構成鄉土中國最基本的元素。然而,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農民對土地的敬重之情開始逐漸減弱。在小說后期,麻莊人幾乎很少再去敬拜土地神,這一集體無意識的出現表明了土地神作為麻莊人的精神信仰影響力開始變弱,隨著村民逐步進城打工,人地關系愈發疏離,鄉村世界里的固有文化臍帶被剪斷,鄉村世界村民的信仰開始出現危機。這種信仰危機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麻莊人不再信仰土地神,土地廟的香火出現斷裂。《后土》中,“麻莊的祥和曾經被兵荒馬亂打破過三次,一次是在明末,一次是在民國,還有一次是在‘文革’。前兩次,土地廟只是被毀了一角,到了‘文革’那一次,就全部被鏟除了。”即便后來又重新修建了土地廟,但主動供奉土地神的人越來越少,土地廟也就在風雨的侵蝕中日漸殘破。二是基督教在農村盛行,吸引了眾多原本屬于土地神的信徒。“以前,麻莊人無論男女,都只信奉土地爺,現在好了,信奉土地爺的越來越少,信主的越來越多!”葉煒借小說中麻莊會計吳計劃之口說出了自己的憂慮,同時也表明了對農村思想斑駁現象的擔憂之情,“以‘跳大神’為代表的封建迷信的興起,以及外來宗教的普遍被接受,使農民精神信仰更加多樣化,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麻莊農民傳統的精神信仰。”[④]

其次,鄉土話語體系和城市話語體系的對峙。城市工業化打破原本安土敦仁的鄉村生活,在《富礦》建構的鄉土世界中,麻莊和麻莊礦形成截然對立的兩個場所,一處是寧靜安然的傳統鄉土世界,民風淳樸,感情純凈,另一處則是眼花繚亂的物質世界,資本與權力扭合,人欲和物欲被無限放大。這兩個場所雖同處一地卻成為兩個隱然對峙的話語體系,暗合了鄉土文明與城市文明的對抗。起初,麻莊人無論老幼都極為敵視麻莊礦,礦上機器的轟鳴聲打破了鄉村寧靜,讓“他們想起記憶中的黑雪,對長輩口口相傳的那場大災難的恐懼記憶,還殘存在麻莊人的腦海中。”對于黑雪的記憶實際上是麻莊人對工業化的不安,機器的轟鳴聲也成了吹響城市文明入侵鄉土文明的號角聲。隨著第一批麻莊女人進礦區工作,電視機、雪花膏等工業化制品逐漸流入麻莊,隨著在麻莊做工的人收入不斷提升,麻莊人對礦區的態度產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當礦區第二次要在麻莊招工時,“沉寂許久的麻莊立即喧鬧起來。人們爭先恐后到村委會報名搶表格。”“煤礦第一次招工遭遇到的質疑在這一次招工中消失得無影無蹤,只有像麻姑二姥爺這樣個別的老人還對煤礦耿耿于懷。但這絲毫影響不了村民想成為工人的渴望,男人們在搶,女人們也在爭。”城市文明以物質產品沖擊了原本的鄉村世界,自此以后麻莊的年輕人爭先恐后地涌入礦區做工,甚至在麻莊里形成以礦區為中心的配套產業鏈,無論男女老幼,都急不可耐的想要在此分一杯羹。在文明的對抗中,以麻莊為代表的鄉土文明隨著人員的大量流失,最終走上了萎縮、衰敗的道路,“城鎮文明對鄉土中國的入侵當然是無情的、勢不可擋的,可是小說中也深刻描寫了鄉土社會本身對城鎮文化欲拒還迎的復雜姿態。”[⑤]然而,小說中也出現了一種“輪回”的現象:《富礦》中麻姑關于海嘯吞沒一切的夢境,《后土》里劉青松帶著劉非平來到土地廟,恭恭敬敬地給土地爺上了三炷香;《福地》中萬祿夢見兄弟四人回到了秀香的肚子里。無論是以天干地支作為紀年,又或者是以二十四節氣作為敘事發展的時間,都暗示著一個輪回的出現。葉煒并不是簡單地將城市文明與鄉村文明進行二極對立的書寫,寫城市文明對鄉村文明的擠壓,而是在尊重鄉村人物希望更好的生活同時,提供了另外一種切入鄉村現實的思路,“人與土地的關系并不是簡單追求更好生活品質的問題,離鄉的直接原因固然是被先進的城市文明所吸引,然而,先進的城市文明盡管能夠安置好身體,卻不見得就能夠安置好精神。”[⑥]

三 鄉村生存狀態的敘寫

在人與土地關系變化和城鄉文明沖突的表達中,葉煒也書寫了鄉土中國復雜的生存狀態,并使得后者也成為一個重要的小說主題。在風云變幻的歷史變遷中,在急劇驟變的社會轉型里,鄉土世界形象的呈現離不開各類鮮明的鄉村人物的塑造,而人性的書寫與人類生存的困惑也就在鄉村人物的命運抉擇中得到凸顯,在這個過程中人物實現了藝術的知足性建構:“這個人要能按照自己的生命軌道獨立地、自行的活在文學的世界中,也就是說(她)是自由的,為自己活著,有其藝術的自足性。”[⑦]葉煒擁有豐富的農村生活經驗,在處理這樣的題材時顯得游刃有余,他筆下的人物性格特征各不相同,又都帶有道德與欲望的兩副面孔,人性的復雜和幽微由此可見一斑。正是通過鄉村人物的塑造,葉煒實施了鄉村生存狀態的敘寫。

在小說中,苦難中的命運掙扎成為鄉村生存的基本狀態。《福地》中的主人公萬仁義,忠厚老實,帶有傳統鄉紳中的優良品格,以自己頑強的人格與權威,支撐起麻莊相對有序的生活。面對自然災害,面對匪患橫行,面對麻莊一次次瀕臨滅絕的境地,萬仁義勇挑重任,自發動員麻莊老少進行自助,一步一步的帶領麻莊走向新生。萬仁義的個體生命堅韌頑強,平淡謙和,是具象化的鄉民代表,體現出強烈的求生意志和絕不屈服的生命張力,從中可以映射出百年鄉民面對苦難時的心路歷程。萬仁義的原配妻子一共生出四子“福祿壽喜”,四子截然不同的命運也暗合了中國人在當時環境下普遍的四種人生抉擇。長子好逸惡勞,性格懦弱,投身日偽成為一名翻譯,日寇失敗后回鄉務農,終老一生;次子投身國民黨陣營,抵御日寇,后來奔走臺灣;老三歷經各種政治運動,最后成為地方政府官員;小妹性格剛強,起先成為土匪,最終削發為尼。四子各為其主,聚散離合,直到小說結尾才得以重新團聚。他們的人生境遇以及最后的落葉歸根,無不體現出鄉民們生于土死于土的生命觀念。這樣的性格品質在鄉土世界中是常見的,成為維持麻莊生生不息的內在動力。在《后土》中,作為土地神第十五代化身的劉青松,在山洪爆發的第一時間通知村民,協助曹東風把村里的孤寡老人背到安全地帶,全然不顧自家危情,“趙玉秀抱著虎子一直待在平房上沒敢下來,她眼瞅著自家的十幾只雞咯咯咯叫著被洪水沖出門外,院墻也嘩啦嘩啦塌了半截。她一看見劉青松就哭開了,邊哭邊罵他不顧家。劉青松看著娘倆被雨水淋得狼狽不堪的樣子,眼睛潮濕起來。”可以說,萬仁義和劉青松這兩個人物形象上濃縮了鄉土中國的精神貌相,他們的生命歷程也是鄉土生存狀態的生動呈現。

人性的欲望化呈現是鄉土生命狀態表達的另一個重要維度。《富礦》中麻姑、蔣飛通、笨妮、六小、肖芳、胡列等幾對男女之間愛恨糾纏,在道德與欲望的雙重擠壓下扭曲人性,沉淪在欲望的潛流中無法自拔。《福地》中萬仁義搶占滴翠,滴翠與萬仁義長子亂倫,殷紅與陸小虎偷情,麻莊的空氣中時常彌漫著另一股欲望的空氣,在每個人道德的一面后,還隱藏著被情欲蒙蔽雙眼的另一面,“從弗洛伊德泛性論的角度來講,欲望作為人類的本能,一旦遭受壓抑就會采取博弈的策略,越是受到壓抑的東西就越是拐彎抹角的尋找出路,要逃避意識形態的糾察。”[⑧]葉煒在處理欲望化書寫時,是一種冷漠化的敘事,似乎只是描寫鄉村社會中情欲紛飛的現象而不做評判,因此在麻莊的世界中欲望往往是鄉村生命的本能反應。通過這種欲望化的呈現,葉煒完成了對鄉土生命狀態的個性化書寫,而這種書寫也賦予其小說主題更多的闡釋可能。

正是上述幾個創作主題的表達,“鄉土中國三部曲”呈現了一種“復雜化”敘事。實際上,葉煒的許多小說都顯現出多個主題的重奏,這些主題難分主次,相互交織,共同生成了時代背景下豐富復雜的鄉土書寫。當然,葉煒鄉土小說的“復雜化”敘事不僅體現在主題話語的豐富表達,也體現在敘事方式、敘事語言等諸多方面,我們這里只是從主題呈現的角度進行探討,并從這個路徑試圖探析葉煒等新生代作家藝術經驗生成的可能性。面對鄉土中國的時代變遷,葉煒和其他新生代作家如何以自己的方式進行有效的鄉土表達,將是我們長期關注的問題。

注釋:

[1]郝敬波:《“鄉土中國”形象的藝術建構——評葉煒長篇新作<后土>》,載《南方文壇》2014年第5期。

[2]李新宇:《關于葉煒小說的神秘化》,載《文藝報》2016年12月8日。

[3]許峰、牛學智:《權力、信仰與烏托邦——讀葉煒的長篇小說<后土>》,載《江蘇師范大學學報》2015年第2期。

[4]王志彬:《重建鄉村世界的精神信仰——論葉煒的<后土>》,載《關東學刊》2016年第5期

[5]劉永春:《<鄉土中國三部曲>的鄉土書寫形態及其意義》,載《山東省政治學院學報》2016年3月第2期。

[6]賀紹俊:《重述鄉土的可能性》,載《文藝評論》2018年第2期。

[7]郝敬波:《中國新時期短篇小說論稿》,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6年版,第138頁。

[8]賀仲明、劉文祥:《鄉土文學的自主性建構——以葉煒的<福地>及“鄉土中國三部曲”為中心》,載《當代作家評論》201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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